“行政法律制度须契合时代动脉及社会环境,不断开发、创新、改革各种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手段等国家制度,方能达成行政任务之现代使命”。1行政和解是契合行政领域发展的产物,是现代行政法观念的伟大革新,也是行政法治迈向应用新型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一大突破。2015年,随着国务院批准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简称《行政和解办法》）。由此,我国展开了在证券领域的行政和解制度试点工作。行政和解以其柔性的解决行政争议的优势与特点,有效的补充了一直以来以刚性解决问题的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行政执法和解是行政和解在行政执法阶段的表现,当存在事实不清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行政执法和解是有效的解决机制。但是,行政执法和解也存在一定的适用风险。由于行政执法和解的法律规制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执法和解在适用时往往缺乏相应的依据。尤其是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以及适用范围。这也阻碍了行政执法和解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为贯彻落实修订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发挥行政和解在化解行政资源与行政效率之间的矛盾、及时补偿投资者损失、尽快恢复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证监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和解办法》进行了修订,起草形成了《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2020年8月7日,证监会就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的重点修改就包括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对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探讨是将“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这一问题分为两个维度去研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行政执法和解的范围是从横向维度对行政执法和解可适用的领域作出规定和限制,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则是从纵向维度对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作出规定与限制。笔者以此作为本文的基点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描述行政执法和解的条件以及范围存在的问题。只有存在问题,对行政执法和解的研究才具有理论意义。第二部分先是厘清了行政执法和解的基本含义,探讨了规范行政执法和解适用条件与范围的必要性。目的在于把握行政执法和解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意义。其次又探讨了行政执法和解适用条件与范围的确立应在本土化语境下展开,为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分别考察了域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执法和解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相关规定,并提出了适合我国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规定,以期行政执法和解迈向法治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