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哲学思想以“谱人”为宗,其思想核心就在于“证人之所以为人”。杜维明曾以“人学宇宙论”来描述刘宗周的哲学性格。人的存在结构具有多重面向,其中最为宋明理学所重视的便是善与恶。如果说善是从正面透入人的存在,那么恶就是从反面切入,从人之“病痛”反观人的存在。对过、恶的讨论是刘宗周人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刘宗周的过、恶理论来反观其整个人学思想。刘宗周以“妄”作为道德上的恶之来源。“妄”的特征有三:第一,“妄”并非实存的过、恶,也并没有形而上的根据;第二,“妄”作为过、恶之源是与独体并行,不可根除的;第三,“妄”是“过与不及”或者说人心陷溺的可能性,是来自形而下的有限性。第一个特征表明“妄”并非真正现实的过、恶,保证了心性本体的至善性,与宋明儒学的性善立场并不矛盾。第二个特征指出了“妄”作为过、恶之源恒与善相邻的吊诡特性。第三个特征指出了“妄”之真面目是“过与不及”的可能性,只能从形而下的有限性来解释“妄”。刘宗周以一气流行来安立形上形下之名:一气流行在有限时空的当机呈现就是形、器、气质等形而下者;形而下的形、器、气质等复归于一气流行之诚通诚复便是天、道、性、理等形而上者。此一气流行就是“喜怒哀乐”四气之循环不已。刘宗周通过“喜怒哀乐”贯通了形上、形下,而统一于气。形上、形下乃一体而不可分者,人作为形而下者,难免有陷溺于“有限之形”的可能,故曰:“人心惟危”。这是人作为形而下者的有限性,既然形上、形下一体而不可分,形而上的至善本体也同样摆脱不了人心的危险。刘宗周认为,这就是过、恶的来源——“妄”。善与恶其实乃恒相邻者;“微过”与“隐过”,即“妄”与“过与不及”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合相。刘宗周对“妄”的理解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也有着可资比较的空间。此外,刘宗周区分了过和恶:从过到恶并不是简单的量变过程。刘宗周认为“过而不改”才是恶,而念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质变作用。“心之余气”和“动气”为念作了双重定义:“余气”指念的原初本质,揭示了念原本是纯然善的;“动气”指念的价值指向,强调了念因其远离一气流行原本的方向而不能“有”。思在刘宗周代表着从“知善知恶”到“好善恶恶”的完整应事接物的回环过程,即“体——用——体”的过程。而念则是知而不改,其知原本亦是“知善知恶”的本体之知,但念转从躯壳而起,知便沦落为常知,自然也无法“好善恶恶”。因此,念可以说是思之中断,是“未完成”的思;而思则是“有始终”的念。念与思其实是一而二的关系。通过对过与恶的区分,刘宗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动态的“性善”观。他认为“性善”的意义不在于“性”作为一个高洁的孤客（与感性完全异层异质的形上理性）永远不受“污染”,而在于一气流行之中的“过与不及”总能复归于自通自复的生生不已。“有过”并非令人万劫不复的深渊,相反“过与不及”正是“改过”之地。严格来说,在刘宗周那里善与过是恒相邻的,“迁善改过”即是第一义的、立登“圣域”的工夫。“过而不改”才是恶,“习”则是由“知过不改”的念积累而成的固化之气。刘宗周认为“习”虽然是恶念积累而来的偏至、固化之气,但就其原本亦是浩然之气而言,“习”亦不可偏废,否则便容易沦为释氏离弃伦物的虚寂之学。只是要“慎习”,也即“变化气质”。最后,刘宗周从工夫透入“人”,他认识到善与恶（过）乃恒相邻者。因此,刘宗周主张“先事后得”“无善有恶”的“改过”工夫,其学可称为“证人”之学。而阳明则从本体透入,本体处绝对待之名,善且不可得,恶又从何而立?因此,阳明主张“无善无恶”,其学可称为“证圣”之学。二子之学展现了不同的理论面向,但却非截然分离,而是彼此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