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兼任高管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已超过50%,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这一兼任安排在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上直接加强了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有效减少了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发生;然而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并不完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这使得纵向兼任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实务中,纵向兼任高管违规事件也并非罕见,但国资委和证监会这两大监管机构对纵向兼任的合理性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国资委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常常默许这一现象的发生,而证监会却在制定相关监管政策时对纵向兼任秉持着消极态度。在学术层面,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实证探讨了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但研究结论褒贬不一,特别的,已有学者从强制性信息披露视角探究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但还未有学者从自愿性信息披露角度展开研究,而管理层业绩预告作为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向外界传递前瞻性信息的重要载体,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但也可能成为内部人借以操纵信息披露并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本文拟以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切入点,研究纵向兼任高管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为更好地化解社会各界对纵向兼任高管的分歧提供经验证据。本文以2008—2020年A股公司为样本,以相关理论知识和研究文献为基础,首先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了纵向兼任高管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并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纵向兼任高管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结合权力大小和兼任职务的不同构建了兼任强度指标,以研究不同兼任强度对管理层业绩预告产生的不同影响。其次,本文还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当股权制衡度和关联交易规模不同时,纵向兼任高管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存在纵向兼任高管的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的自愿性和频率更低;第二,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自愿性、披露频率的负相关关系更明显;第三,从兼任强度视角出发,当兼任强度更强时,纵向兼任高管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自愿性、披露频率的负相关关系更明显;第四,在考虑公司异质性后发现,纵向兼任高管与业绩预告披露自愿性、披露频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关联交易规模较大、股权制衡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从理论角度看,本文以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全新视角,延伸了纵向兼任高管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丰富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从实践角度看,本研究为监管者更合理地制定纵向兼任高管制度和完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经验,也为企业和投资者更理性的看待纵向兼任高管和业绩预告披露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