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些国家或地区较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导致金融机构贷款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贷款风险的不断累积,加上监管未能及时跟上,最后引发泡沫。金融危机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部门在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以及实体经济运行方面的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即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另外,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过程中,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模式,制约着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实施效果。中国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条件已经或者逐步完备,这就要求我们着重关注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我国长期持续的低利率货币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传导机制如何?这种风险承担渠道是否与银行的微观特征相关?其方向如何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本文首先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路径、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方面,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的文献研究。然后,本文基于2004年——2013年我国的15家代表性商业银行的数据及宏观经济数据,构建我国不同货币政策类型下的风险承担渠道模型。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我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另外,本文将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两类,研究在不同货币政策类型下,是否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所差异。然后,本文引入货币政策立场,更直接表示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继而研究货币政策立场对于银行风险的承担效应是否与银行特征不同而有所改变。最后根据文章的实证结果及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提供参考。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假说,建立相应模型并选取符合我国国情的变量指标,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首先,在我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会催生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银行作为货币政策接受者,对货币政策反应模式并非中性。货币政策立场,即货币政策相对目标政策的相对松紧度,会明显的反向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就是说,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可能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通过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意愿放大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通过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而产生较大的紧缩效应。第二,货币政策当局无论使用数量型还是价格型政策工具,只要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就会激励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方向一致。其次,通过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我国银行业的风险行为具有延续性,风险承担效应会在之后一期或者更长时间内起作用。最后,银行的微观特征对风险承担渠道也确实存在影响,尤其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宽紧环境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其抵消货币政策影响的能力更强。因此,为了实现金融稳定,我国必须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协作配合,更加从容地发挥对经济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