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企合作制度还没有根本突破、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完整形成、职业教育资源仍分散隔离的现实背景下,寻求适当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实现职业教育困境中发展的关键。作为办学模式突破的一种选择,职业教育集团在全国广泛兴起,通过契约、资源等联接方式,职业院校、相关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甚至政府部门形成联合组织,意在促进校企深度合作、达成资源共享、提升职业教育育人质量和服务社会的水平。职业教育集团十余年的发展经验让我们在分享集约化、集群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职业教育集团本质上“集而不团”的尴尬。本论文正是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研究为突破点,以破解职业教育集团运行中的现实问题。论文从分析职业教育集团“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影响因素入手,以国内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和实践为基础,立足于经济学、政治学、组织学、人口学及系统论等理论视角,通过理论分析、比较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对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历史发展、对职业教育集团的组织性质、组织特征、职业教育集团的极限功能模型以及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结合案例分析,试图解答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困惑与疑问,并在最后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通过权力让渡达到集团现实阶段可能目标的折中模式。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为导论。论文从问题入手,通过分析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经济社会背景,综述了研究现状,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案与研究思路,介绍了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的意义和有关核心概念进行了讨论与界定。第二章为职业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分析。重点探讨了职业教育集团的“个体”发生与“类”发生的状况,特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政策等多视角对职业教育集团的“类”发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职业教育集团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社会形态变革过程中的产物。第三章为比较研究。论文分别总结了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的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与基本经验,并总结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认为跨部门开展职业教育是一种世界各国的共识,政府应推动职业教育各类资源的联合,同时通过联合办学,形成核心产品。第四章是从“跨界”的视角研究职业教育集团的极限功能。论文首先讨论了组织理论中关于“跨界”的有关概念和内涵的阐释,同时分别分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跨界、学校与企业跨界、本地职业教育集团与外地(境外)职业教育集团之间的跨界的意义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职业教育集团可能实现的四大效力：探索职业教育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包括职业教育的东西部地区联动)、探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和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形成职业教育的品牌化和连锁化。第五章为职业教育集团的非法人组织性质的研究,利用政治学理论中的“非法人组织”有关理论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的组织性质,认为从组织成立过程、组织架构和组织运行机制来看,职业教育集团具备明显的非法人组织特征。第六章重点探讨了职业教育集团“集而不团”的困境,分析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职业教育集团数量泛滥的非正常原因；职业教育集团非法人组织性质带来的诸多障碍；契约形式构建的组织运行效率低下；职业教育集团市场化运作或公共化方式运作的两难选择；职业教育集团实现功能的过度设计以及集团文化的匮乏。第七章为职业教育集团运作模式研究,论文从“权利让渡”的视角,分析了成员内部之间的权利让渡、教育行政公权向职业教育集团的权利让渡,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职业教育集团的组织定位、组织治理、激励与竞争机制和绩效评价等运作模式中的基本要素问题。第八章为案例研究,分析了上海交通物流职业教育集团的办学实践与经验,并反思了该职业教育集团办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现实困境与难题,对前述理论研究中所提出的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呼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语,对论文中的重要结论、主要创新点以及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课题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