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白先勇《台北人》和《孽子》这两部小说的一个比较阅读，重点是两小说对“台北”的不同叙述，即对台北城与人的叙述，论述企图呈现出白先勇对台北逐渐认同的过程。 绪论简要介绍四十多年来海内外学界对《台北人》和《孽子》的评述历程，以及目前白先勇研究的热点，从而确定本文的研究重点。 正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叙述学观点切入《台北人》中的七篇小说，从它们类似的叙述模式入手，揭示作家对“先父母一代”在台北晦暗生存的叙述策略：(一)时间选择上，“冬”日象征的尽头和完结，是白先勇当时文化悲观心态的美学表现；(二)场景选择上，厅室宅园的封闭性私人性，是白先勇在主流威权统摄下，对幽暗委曲的敏感捕捉；(三)空间设置上，小说中“台北”相对于“大陆”的复本性质，使台北城没有得到正面叙述。总之，小说是“先父母一代”在“大陆”幻影中的自诉，几乎没有下一代旁观者的回应，“台北人”的题名与小说的这种主题内涵构成了反讽。 第二部分，分析《孽子》对“台北”城与人的多重书写，(一)从“台北人”子一代的同性情欲入手，立足1970年，来展示台北二十多年来丰富多样的地景风物：包括城市地理空间，日常生活细节和自然节侯，这些因素都为表现孽子们的家庭命运提供了语境。小说对台北城的细微描摹，与《台北人》对台北城的漠视形成对比，体现出了白作家对台北城的认同。(二)借助子一代的旁观，小说呈现出，老一辈“台北人”依然执著于往昔和执拗地抗衡着台北当下。同性情欲的介入，使父子两代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为复杂的是，冲突中还潜藏着内在趋同。小说经过对父子关系的反复叙述和设置傅老爷子这个形象，最终呈现了两代人互相救赎后的和解。对父子关系的反复书写，使白先勇最终完成了他对台北的认同。 最后为结语。经过上述分析，提出用浪漫主义文论观照白先勇现代主义小说作品的可能性，指出作家的浪漫情怀是他能够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从旁观台北到认同台北，并最终写出“台北人的精神”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