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强调意义与风格之间对等的重要性。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翻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即“文化转向”。学者与翻译理论家们试图摆脱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不同国家间的文化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平等，因此传统翻译理论中“追求词意间的对等”遭到了广泛的挑战。后殖民翻译理论开始产生于翻译界，许多翻译研究者们开始转向于这一新理论，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一些现象。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强势文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侵蚀弱势文化;文化间的相互依存日益明显。传统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被证明是片面的。　　本文指出，所有的翻译文本都是杂合的，所谓的归化和异化都是由杂合度区分的。翻译活动本身是一个杂合的活动，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元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在译文中。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和语言特征都通过杂合混杂在一起。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被忽视或消除，尽管一些内外部因素会影响其杂合度。　　本文以《朝花夕拾》为例，意图论证杂合在翻译文本中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采取了杂合的策略，译本既不是完全异化的，也不是完全归化的。汉英文化在文本中相互交融，尽管牺牲了语言的纯洁性，但杂合文本丰富了这两种语言。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杂合不仅仅出现在这一特定案例中，也出现在其他翻译文本里。　　首先，作者交代了理论背景，提出了本文中有待回答的问题，然后简要介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之上，作者提出了有关于翻译中杂合问题的新观点，以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朝花夕拾》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以支持这一观点。此外，结论还被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并讨论了杂合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