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均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逻辑上,终端处置的巨大压力可能来自于源头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管理过程中的减量政策未能将垃圾量控制在处置设施负荷范围内。若该逻辑猜想得到验证,则各城市增加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的供给势在必行,但终端处置设施供给在社会总成本收益的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邻避”特征,其负外部成本由所在地居民承担,但是收益却由分布更广的社会公众获得,这种成本收益空间不均衡的特征,使得在选择最优生活垃圾终端处置方式时,需要综合考虑供给侧的生产行为及需求侧的偏好信息。在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压力日趋增大及来自社会公众“邻避”的双重压力下,本文尝试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拓展相关理论模型,同时弥补现有相关文献对空间因素忽视的缺憾,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尺度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与异质性,为异质性区域在优化垃圾终端处置设施供给选择、化解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压力、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决策中提供可能的量化参考依据及相应的政策启示。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耦合关系的现有理论模型拓展至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宏观背景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相对解耦状态,且较传统模型而言,考虑空间因素之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峰值将会推迟到来,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的终端处置设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依然会承受较大的压力。此外,通过对比现有政策评估理论,考虑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内生性政策选择问题的矫正,提出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框架来评估缓解终端处置压力的减量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垃圾减量政策尚未实现绝对减量,并不能确保生活垃圾产生量下降至终端处置设施可承载的压力负荷下,预期各城市必然增加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供给以应对终端处置压力。其次,借助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生产理论对各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方式选择供给侧的生产行为理论机制进行阐释,并在实证中考虑各城市生产行为的空间异质性,构建半参地理加权泊松回归模型从供给侧分析影响终端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地理空间分布。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所有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供给显著增加,而经济增长仅会导致焚烧厂供给的增加,同时城市人口对填埋场及处置设施总量供给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北部地区较西南地区城市而言,更倾向于供给除焚烧厂之外的垃圾处置设施来应对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第二,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方式呈现出由填埋处置转向焚烧处置的趋势,此转变过程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相对而言,东北部地区转变更慢;第三,城市化率及人口密度更高的城市,由于可能更高的“邻避”情绪,增加垃圾终端处置设施供给更困难,其中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的“邻避”情绪更严重;第四,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的城市越不愿意建设占用更多土地的垃圾填埋场,其中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更明显。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并没有可供观测的交易市场及价格信号,来自需求侧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可观测,需要借助福利经济学理论构建基本概念、选择社会福利评估方法,并用随机效用理论对受访者选择行为进行理论建模。文章采取贝叶斯最优实验设计构建用于调研问卷的选择集,运用离散选择实验从需求侧评估社会公众对于不同终端处置方式的偏好及其社会福利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以传统填埋处置为基准水平,公众对于混合处置的支付意愿为176.02元/人/年,对焚烧处置的支付意愿为-249.4元/人/年,相对于传统的填埋处置,纯粹依靠焚烧处置给公众造成了净福利损失,而保留填埋处置的情况下,增加焚烧处置则会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第二,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平均支付意愿在所有属性水平中最大,环境污染在公众对垃圾终端处置方式的选择权重中占比最高,公众决策权重大小依次为环境污染>设施离居住点距离>处置方式。第三,公众对于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的偏好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而言,其支付意愿绝对值在各个属性水平上均更高。第四,居民对于处置设施距离居住点距离偏好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城市居民的距离衰减极值远大于农村居民。最后,以支付意愿为微观基础计算差异化终端处置方式选择的社会福利量化价值,仅依靠填埋处置的城市社会净损失为90.06亿元,仅靠焚烧处置的城市社会净损失为567.87亿元,而混合处置的城市社会净收益是845.54亿元。此外,所有城市的总社会净收益为187.6亿元,表明从全国总体而言,当前城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置方式选择通过了卡尔多希克斯准则的检验,增加了社会福利水平。但社会净收益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仅依靠焚烧处置的东部地区城市,其净福利损失最大,其次是主要依靠填埋处置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最后通过匹配供需两侧的研究结论,发现供需两侧存在较大的错配和信息不对称,针对差异化生活垃圾终端处置方式的选择,提出了相应化解生活垃圾终端处置压力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