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形势的发展，美日于1951年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日军事政治同盟初具雏形。自签订至今，日美安保条约已历经多次修订，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个日美安保条约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单向保护性条约，甚至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边条约。日本在条约中的作用只是提供反共基地，外交、军事均依附于美国，毫无地位可言。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安排却是其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日本因此赢得经济恢复的有利条件，于1953年完成经济恢复。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要求改变与美不对等关系，促成了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的修改。修改后的条约至少实现了对等性，美日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防卫关系，逐步展开军事合作。至上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的安保关系发展为同盟关系，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中以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自居，外交由追随转变为自主，大力发展自身军备。冷战结束后，美日对外政策均有所调整，两国于1996年对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义。美日同盟的性质由保护日本型同盟改为维护地区安全型同盟。日本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可以在日本领域内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也可以设想能够在与战斗区毗邻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和空中进行”。此后，日本追随美国参与战争，寻求突破和平宪法和“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在当前，美日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变，美日军事一体化不断加强。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发展自身军事力量和展开多边外交，寻求在联合国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企图摆脱战后体制。日美安保条约的这一演变历程体现了美日关系的深刻变革，其实质是国际形势大背景下美日两国国家实力的较量。其中，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民族主义在日本民族的发展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二战中的惨败使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落千丈，务实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然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战败和被占领而消失，而是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逐渐上升，其民族主义情绪也水涨船高，逐渐寻求在美日关系框架下发展相对自主的军事和外交，要求获得对等的与美关系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性地位，最终实现普通国家化和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甚至是完全脱离战后体制。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实现这一进程的重要手段。在美国一极超强的多极化国际形势下，它仍不会突破美日同盟这一框架，而是通过不断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来实现逐步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