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质量逐渐下降,给我国政府与人民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其实对于如何治理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进行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究。学者们发现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质量,还会对社会的经济、就业等方面产生间接影响,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学者们不仅研究环境规制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还从其它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社会的影响,本文则选择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进行探究。由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农业的生产率相比过去有很大的提升,农村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大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的都是制造业、采掘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极易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冲击,引发农民工城镇就业不稳定问题。农民工城镇就业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议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和增收”,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2019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扎实做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保证稳定和扩大就业。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实现污染治理的同时保障农民工城镇就业是值得探究的问题。首先,在归纳总结以往的文献后,发现几乎没有文献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后,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差异。若是只选取一个环境规制指标来研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结果难免会具有片面性。本文根据现实情况,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探究两种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差异。本文从厘清我国环境规制及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现状入手,通过分析浙江绍兴上虞的环境规制案例,提出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变动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其次,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研究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的影响差异。从实证结果发现两类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不同。总体上,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都显著抑制了农民工城镇就业,相比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抑制效果更强。分区域来看,相比于低收入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高收入地区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更大,更显著地抑制了农民工城镇就业。最后,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在选择规制类型的时候,不能只选择其中一种形式,应该注意多种规制形式之间的相互配合。在制定我国的各个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控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多发挥市场的机制,才能在实现污染治理的情况下,减小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冲击。综上所述,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应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合理控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重视规制政策组合效应、改革户籍制度等。本文为各地区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希望能够实现环境质量提升与农民工城镇就业增长的双赢目标,助力生态、经济和民生三者相协调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