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在2019年被修改过后,公开的原则也更改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是由此也加剧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第三人的隐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衡量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学界还存在着分歧。不仅如此,当第三人的隐私权被让渡时,行政机关以及法院的衡量标准并不明确。而且与民事领域相比,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程度是较弱的。司法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结果多是偏向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而让渡第三人的隐私权,仅有少部分对第三人的隐私权予以保护,所以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程度有待提高。由此如何去采取措施保护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如何去衡量两种对立的利益是急需解决的。并且当第三人的隐私权利被侵犯时,是否存在有效的救济途径,第三人能否顺利的利用救济途径挽回自己的损失,这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四部分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进行保护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基础理论。该部分首先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以及法律基础,进而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得出了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规范不够完善的结论;其次,通过国内外对个人隐私的研究分析了个人隐私的概念,得出当前我国个人隐私概念模糊的结论。通过探究个人隐私保护在民法领域和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不同,发现个人隐私保护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最后,就个人隐私保护从民事领域进入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变化进行了论述,得出了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个人隐私保护力度较弱,且面临许多保护困境的结论。第二部分详细论述了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的困境。第一个困境为难以确定个人隐私的含义以及保护范围;第二个困境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内涵不明确,一般只能靠法官自由裁量;第三个困境为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规范不够完善,如通知程序没有设定相应的期限以及未回复的后果等;第四个困境为当前我国法律规定中并未明确提出“反信息公开诉讼”这种诉讼类型,同时起诉时机以及诉前的救济途径也不够完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国外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相关经验。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现状进行研究,汲取其对隐私保护的有利经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上述分析的问题。面对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笔者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完善:第一,通过可识别性、隐私性以及列举的方式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内涵进行规范;第二通过将比例原则纳入利益衡量的内容,使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在利益衡量过程中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以使知情权和个人隐私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同时希望能够使第三人的隐私损害降到最小;第三是通过明确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来保障第三人的个人隐私,如标明两次通知未回复视为放弃个人隐私的后果来督促第三人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将人格利益损害纳入国家行政赔偿系统等;最后通过明确提出“反信息公开诉讼”来提升知名度,并完善起诉时机规定以及诉前救济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