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重点放在该学说的理论构建和道德价值方面。文章首先从“良知”这个范畴入手。考察了“良知”思想的历史渊源，肯定了“思孟学派”的开创意义。紧接着指出王阳明学说对“思孟学派”传统的继承。此外，王阳明的学说还在儒学内部有着更深的渊源，主要是对程朱理学话题的继续。在继承前辈学者和融会佛道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对“良知"范畴作了本体论改造，把“良知”和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等同起来。通过对这种心学思路的考察，本文肯定了这种“良知”意识能够激发人的使命感，对社会道德的维护和重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与“良知”本体论相关的是他的“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观。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很多哲学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说。儒家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表现出鲜明的伦理色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也继承了这种精神。当时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很多人只说不做，所以在对“知行合一”的论说中，王阳明把儒家重视实践的积极入世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表述形式是“致良知”。本文认为“致良知”这一提法是对“良知”本体论和“知行合一”道德实践观的意义综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本文探讨了“致良知”学说所洋溢的道德自律精神。王阳明之所以想创造和能创造出这样的学说来，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家学说在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之后，学者们渐渐开始重视主观、内省的思维方法、治学方法。这使得“思孟学派”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在王阳明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佛老思想都有精深的把握，但又能深深地意识到其中的不足。通过对三教思想的综合创新，他所提出的“致良知”学说能够很好地切中时弊，因此在当时就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风气的衰败无疑在客观上促发了王阳明去思考、去创造一种彰显人的道德自律精神的学说。此外，王阳明在熟知佛老思想的情况下，既能够做到吸收其长处，又能够对佛老本身有一个公允的看法，这对一个儒家学者来说算是难能可贵了。相比较而言，宗教人士往往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抱有疑虑。本文以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释袾宏的观点为例。释袾宏本人不反对儒家学说，对孔子也格外推崇，但是还是以曲折的手法否定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本文对其予以理性的分析。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价值的全面评估。在理论方面，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完全去除了程朱理学中的二元性对立内容，使得道德实践主体高度能动化；同时，又不丧失作为儒家哲学的入世特色，与佛教禅宗的立场鲜明地区别开来。从这一点来看，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在理论的完善性方面大大超过了朱子理学，是宋明理学家学习佛老、重视义理和综合创新的高峰。因此，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王阳明的后学更是将其思想大力传播开来，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但是，也因他们的学术日益流于清谈性命，加深了理学的禅学化。也就是说，当我们历史地考察“致良知”学说的作用时，发现它并未能实际地挽救社会的危亡。然而，王阳明毕竟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能以身作则，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哲学资源，直至今日，从道德伦理和环境伦理等角度都对我们有可取之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也有着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道德问题。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个人来讲，体会“致良知”学说中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自律精神，对于我们从内心深处自觉地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有裨益。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呼唤一种个人对社会的使命感；体会这一点，能够加深我们去理解自身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