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日益深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由此揭开了非洲内陆探险事业的序幕。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次内陆探险活动的风潮很快便沉寂下去。究其原因,疾病是横亘在探险活动面前的一大难题。这一时期探险家们难以克服热带疾病对自身及他人健康构成的威胁,非洲疾病的肆虐给探险者的活动带来一系列了致命的打击。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才重返非洲大陆,再度深入非洲开展探险活动。这有赖于西方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抗疟特效药奎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为探险者提供了有力的健康保障。在非洲的东部、中部地区,探险活动围绕着寻找尼罗河的源头展开,理查德·伯顿、约翰·斯皮克等人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戴维·利文斯顿、亨利·斯坦利二人则在南部非洲开展了全面、深入的勘察。尽管这些探险家对非洲的疾病问题有所准备,但在非洲旅行的各支探险队仍然会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奎宁这一种药品的出现尚不足以彻底解决在非洲面临的健康问题。非洲疾病给这一时期的探险活动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疾病的爆发、健康问题的出现都在阻碍着探险活动的整体进程,各种疾病的感染令各支探险队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给队员们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探险过程中,探险家在深入发现、了解非洲的同时也在时刻与疾病作斗争,并因此借助旅行行记、日记、书信的形式留下了诸多有关非洲疾病的记录。除了疟疾等常见的热带疾病时有爆发之外,像是天花、霍乱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在探险活动中也并不少见。探险队自身具备的人数众多、人员密集的特点更是明显放大了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在关注传统的热带疾病的同时,探险活动中传染病的爆发也同样值得关注。面对非洲探险中种种疾病给队员们身体健康带来的严峻考验,这一时期的探险者相较于前人在疾病的预防、应对等方面显得更为成熟,尽管此时的探险家们仍旧无法彻底克服疾病给探险活动带来的困扰,但各支探险队在遭遇疾病后的死亡率、损失程度有了明显的下降。这一方面得益于前人经验的积累以及西方医学领域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则与探险者的丰富经验、医学素养以及当地人的帮助、支持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英国探险队在非洲内陆开展活动时,针对非洲的疾病问题采取的策略相对明晰,受制于医学水平、医疗物资储备等因素,探险家们大多以疾病的预防为主,药物治疗、外科手术等应对措施为辅。即便探险家们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洲的本土医学,态度略显鄙夷,但当西方医学难以发挥作用时,多数探险者并不排斥借助包括非洲医学、伊斯兰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手段应对疾病。多样的疾病预防、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为探险活动提供了生命保障,有效地缓解了疾病给探险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在关注自身健康的同时,探险家也会在旅行期间在非洲为当地人开展诊疗活动。通过诊疗活动这种医学层面的互动,探险者与当地人建立了良性的联系,同时凭借西方医学手段在非洲的实际运用,将西方医学带到了非洲内陆,为日后西方医学在非洲的推广与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以19世纪中后期探险家的非洲行记为资料基础,对这一时期非洲探险过程中疾病的遭遇、探险家、非洲人面临的其他健康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归纳总结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探险家为应对探险活动中的疾病问题采取的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与方法,并就疾病、健康问题给探险活动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英国探险家对西方医学在非洲早期的应用与传播中做出的一些贡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