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人均财富,逐渐强大的国力,都证明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卓有成效的。而在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之下,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提出,还是有关税收制度的改革,抑或是我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道路建设,都表明了我国正在进行制度变革。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和经验论断,在深入浅出的建模之外,利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2000-2014年55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合我国实际,为我国深化制度改革和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总结了相关研究背景、意义和思路,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通过总结梳理国内外文献,本文发现目前已有较多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但是将三者放在统一研究框架下的论文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借鉴两部门跨期增长模型,得到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的理论结论;同时,参考有关标准,本文将制度分为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三种不同制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各选出5个代表性国家,探究各国不同制度质量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不同性质国家的制度质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其次,在理论机理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固定效应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5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研究结论如下: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制度质量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制度质量的提高虽然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制度质量的提高在初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制度质量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制度质量的提高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不同的制度质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对收入差距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经济制度质量和法律制度质量均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法律制度质量比经济制度质量更先迈过拐点。此外,本文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子样本进行异质性研究,得到结论如下:首先,两个样本中,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其次,不同样本中,总制度质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发展中国家中二者则无显著关联;最后,发达国家中,经济制度与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发达国家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相对完善,且形成时间由来已久,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两项制度质量的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中,法律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都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中,初期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对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法律制度质量,但法律制度质量的提高能更快地迈过拐点,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负向作用。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较低,经济发展未能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经济制度质量的提高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在全样本回归结果中,只有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能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缩小收入差距,其他制度质量均未能通过经济增长显著缩小收入差距。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根据相关的研究结论和问题剖析,本文从我国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体系。本文认为我国制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法律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应当始终是重点,提高法律制度质量,重点在于完善司法体系,增强产权保护力度。首先,在明确产权保护主体的同时,政府加快产权保护制度的量化,形成统一的量化标准体系;其次,我国需要协调不同的行政机关,各部门分工协作,提高产权保护效率。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关键在于实施合理的税收政策,为民营经济提供完善的营商环境,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提高政治制度质量,重点在于加大反腐力度和促进政府财税政策的合理化。首先,实现制度创新,将科技与反腐相结合,推行阳光政府,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时监督;其次,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扶贫投入,扩大社保覆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