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在“十七年”散文研究中专门对“散文年”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鲜有。我们将“散文年”定义为“时期”概念,并界定1959—1963年为“散文年”。以“时期”概念为探究“十七年”散文的载体,散文在“散文年”此“时期”里具有系统而完整的“流徙”与“新变”,而对现代散文传统特质的承继和突破形成了“散文年”时期散文的独特审美形态。现代散文传统的承继体现在散文“概念”与“范畴”上倾向“广”与“大”,题材与风格上倡导“广泛”与“个性”,散文“诗化”上杨朔式散文与周作人“美文”、何其芳“独语”一脉相承,报告文学上继承30年代矛盾有关增强“文学性”的理论。审美形态的突破体现在激进主义思潮“审美化”,题材处理的“纯粹化”,文体风格的“新变”,形成“范式”等。此外,“散文年”时期的散文在拓展“文类”、丰富“题材”、引导“变革”等方面在“十七年”文学整体构成上显示了其独特功能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