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李太白全集》是李白诗文注释中的经典之作，它吸收了南宋以来历代注家的长处并作了大量开创性贡献，因而问世之后就被誉为李白诗文注释的典范。即使在当代，《李太白全集》仍然是学者研究李白诗文的必备工具书。围绕王琦及《李太白全集》，今人曾经作过一些基础性研究，但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系统性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注释理念与诗学思想尤其需要加以整理研究，所以本文即试图围绕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注释理念与诗学思想对该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分七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王琦生平与著述。关于王琦的生平，史书记载甚略，依据《清史列传》、《杭州府志》、王琦《李太白全集·跋五则》等资料，难以获取王琦生平及家世的详细情况，故而需进一步搜罗其他文献。本文将爬梳《清贻堂媵稿》、《清贻堂存稿》、《道古堂文集》等资料，对王琦的家世、籍贯、著述、撰著《李太白全集》年代等予以考证。　　第二章《李太白全集》成书背景。本章主要从清代前期朴学影响、清代前期诗学风气两个方面入手探讨《李太白全集》的成书背景。明清之际，随着经世致用与尊经复古的学术思潮的勃兴，儒家诗学政教精神日益出现复兴趋势，受其影响，王琦《李太白全集》中体现了鲜明的儒家诗教诗学观念。清人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李杜，遂逐渐形成李杜并尊的诗坛局面。在李杜并尊诗学风气影响之下，王琦在《李太白全集》中李杜兼尊，并未厚此薄彼。　　第三章注释理念与诗学思想。《李太白全集》大致产生于雍、乾时期，其注释思想深受清代前期学术风气的影响。在考察王琦注释的学术思想时，我们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基本学术风气结合起来，在历史的境遇中追寻王琦博学思想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渊源，以及它在整个清代考据学中的地位。在“诗史互证”的阐释活动中，历史与文学都被还原成具有独立品格的文本主体，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只有在文本交融与对话中树立起来。作为诠释主体也必须放下自己的主观偏见，将自己看作整个活动中的一部分参与到阐释中来。王琦正是通过这一新的阐释方式，才在李白诗文注释中建立起新的意义建构模式，从而为李白诗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琦在阐释李白诗文时，既没有放弃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诗教”观念，强调诗歌要反映政治教化的内容;也没有被“诗教”的目标所束缚，把诗歌解读成政治的传声筒。而是在充分理解李白个性特点的基础上，适当发挥其诗歌中的“教化”内容，在“性情”与“教化”之间走出一条“温柔敦厚”的阐释道路。　　第四章整理与校勘。本章主要论述了《李太白全集》在整理与校勘方面取得的成就。首先介绍了李白诗文集的主要版本并指出了王琦注本以萧本为底本的缺憾之处，然后讨论了王琦注本在整理与校勘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全面、准确地对李白诗歌进行辨伪，准确地鉴定出了八首非李白作品;二、全面校订了诗中的大量异文。　　第五章人名与地名注释。本章通过将王琦注与杨齐贤、萧士赞注进行比较分析，从人名与地名两个方面探讨王琦的注释特点及成就。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人在李白交游方面失注的一些缺憾，有助于阐发诗文之意并帮助读者理解诗文之意;二、详细注释与诗意理解有密切联系的人物事迹，把人名注释和人物事迹注释结合起来，为解读诗文之意服务;三、将地理现实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结合历史变迁来说明特定的地名。　　第六章名物与典章制度注释。名物与典章制度注释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广泛援引文献资料作注，注释内容全面详尽;二、对理解诗意密切相关的名物特征方面，所费笔墨甚多;三、注释某一名物时，往往介绍和它属于同类的事物，并辨析它们在外形、颜色、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区别，具有训诂学的名物注释特点。　　第七章典故注释。典故注释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对大量典故进行了全面详赡的注释;二、典故注释准确恰当，以诗意解读为目的;三、注释态度客观并且审慎;四、释、道典故注释方面成就斐然。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有些典故仅仅注释典源，读者难以理解典故涵义;二、有些典故存在失注现象。　　第八章李白年谱和系年的成就。本章主要论述了《李太白全集》在李白年谱编纂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李白诗歌系年方面的成就。首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王琦编订李白年谱的意义:一、李白生卒年的考订;二、对李白青壮年生活轨迹的勾勒;三、对李白中年及暮年时期进行追踪。然后从创作时间明确的诗文系年和创作时间模糊的诗文系年两方面探讨了王琦关于李白诗文系年的成就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