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将传统的语言学理论与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文本。因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带动了文体学向纵深扩展。与此同时,由于受研究对象自身因素的影响,文体学吸收了一些经典的文艺理论不断向横广方向拓宽自己的领域,使得它所涉及到的研究体裁涵盖了各个方面,如信函,期刊杂志,诗歌,小说等。因而,我们说它是一门兼容性很强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目前,国内运用文学文体学分析欧美文学作品较多,而对于冉冉升起的新星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却显得凤毛麟角。身为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澳大利亚文学(包括土著文学)正以其自身的光芒,渐渐“刺入”人们的视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来了解这块来自大洋彼岸的瑰宝。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解读大多来自主观印象式的文学批评,即采取传统的文艺理论去评阅。这无疑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不符,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标准去审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将此二性植入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本文试图从文体的角度出发,比较分析两部反映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生活的作品。一部是澳大利亚现实主义白人女作家凯瑟琳·苏珊娜·普理查德所写的《库纳图》,另一部是则是土著女作家萨利·摩根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位置》。本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计算分析软件,从两部作品的语言特征入手,采取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作品中各自运用的语言特征来对比分析两部作品的文体风格,如书写,词汇,句子,视角等。研究者试图以量化的数据,科学并且客观地说明不同种族的作家在描写同一主题时(土著)所存在的差异。摩根在文中写的正如她日常说话一样,全部是将真实的言语或对话一一记录下来。这样做本无可厚非,但是把每天讲的话毫无改变的付诸文字,它表明作者的写作语言与日常语言相比,她无法使前者上升到更高或是更为艺术的层次上。也说明她的词汇就是日常词汇,这毫无疑问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日常用语很少具有诗意和感染力。相比而言,凯瑟琳·普理查德的语言则更具诗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她使用了一个土著词汇作为小说的书名,表明她期望她的读者关注土著人美的东西。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做也是对她的白人读者发出的一种挑战。她要求读者去思索他们对土著人的看法,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她迫使她的白人读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她)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土著人的品质特征。普理查德对自己的国家——故事的发生地有着美好而深厚的情感。由于萨利·摩根并不是博学之士,加之她一直“游离”于自己的国家之外,因而她使用的只能是简易的词汇。正如我们说的,她的家族是被拒绝于白人社会之外的。因而,他(她)们不愿承认自己是土著人的后裔。基于此,萨利在半本书中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也说明她不是那种符合所有英语言文化传统的继承人。但是普理查德却不同,她去过伦敦,去过欧洲,她能够知晓她所继承的丰富的文化,并融入其中。她运用传统的英语写作手法去表达她的思想适合于其作品的主要内容—即西澳大利亚农场上的生活。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来自于不同种族作家(即白人作家和土著作家)对土著所描写和刻画语言的异同。结论来自于对上述两部作品的统计数据进行的比较分析,和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定量比较分析,以及辅助性的定性分析。这种方法为现行的文学作品分析提供了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新的分析途径,帮助发现两个作家的相同文体风格和不同语言特色。在探索结论的发现之旅中,也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种可参考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