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作为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关注后殖民语境下全球化进程中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所面临的身份重构问题。对于具备殖民历史背景处于中西文化边缘的香港,由于其复杂的文化身份构成与发展,使得西方文学在1950至1970年代的翻译和引入模式极具探究意义,而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尚未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由于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意义系统里运作,意义解读必定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约和干预而发生变化,因此翻译表现了复杂的文化移入模式。因此,结合翻译和文化身份、杂合和嬗变等棘手问题来研究文化移入的过程成为必然。香港文化处于东西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其特殊的中间性、边缘性和相对更开放的文化环境,为上世纪195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作品在香港的译介提供了良好土壤。论文以霍米·巴巴的杂合概念为理论视角,以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的存在主义文学译介为依托,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这场译介运动中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关系: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因素被引入香港以参与其文化身份的重构;存在主义作品翻译中译者采取杂合的翻译手法以及借镜比对他者的策略,自觉反思其文化身份;翻译影响下的本土存在主义文学创作中不断自我体认、自我反省的杂合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和文化移入的重要手段,在再现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对香港本土文化身份的自我反思与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二者互为影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