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人格权禁令制度,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明确。首先,对于该项制度的属性及其程序的属性存在争议。人格权禁令是基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实体法要件规定,其条文表述也与一些程序的规定相似,因此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性质。在程序方面,由于双方具有对抗性,存在争议问题,并不完全属于非讼程序。其次,人格权禁令与相关制度还存在衔接适用问题,而且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也不明确。人格权禁令基于其独立性和自身的制度功能,应区别于行为保全制度不能直接适用;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关系方面,该制度并非是后者的扩大适用,后者是在保护人格权的基础上叠加了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具有特殊性,实务中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适用模式,也应当独立适用。该制度是可以脱离于人格权诉讼程序单独提出,在实务中不应混淆适用。此项制度的适用客体还应当包括其他人格利益,其申请主体应为民事主体,其中对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申请主体的确定应采扩大解释。网络侵害人格权不应以通知删除原则为前提条件。再次,由于法律规定较为概括,司法实务中存在如禁令审查条件和程序不明确、审查证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人格权禁令的审查标准中对于违法行为证明标准、难以弥补损害和利益平衡的认定和判断应当统一,其中应当采用较高盖然性为证明标准,类型化的认定损害,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最后,人格权禁令的法律后果还尚不明确,其失效的情形的认定在学界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此项制度的法律效力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分发生终局性效果和临时性效果,同时应明确申请错误时承担责任的情形,将失效的情形类型化为程序性事由和实体性事由,进一步明确其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以实现对人格权禁令制度全生命周期的完善。因此,通过对人格权禁令的属性、与现行法中既有的相关制度的关系、制度自身的适用范围、审查标准和法律效果等内容的综合分析,作出系统性的研究,进而厘清该制度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功能,解决制度本身和在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