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向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在既往的发展中,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资源、投资和人口红利等优势均有所削弱,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钢铁等产能过剩、各种技术效率低下等矛盾逐渐显露。在该背景下,怎样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实现经济的高发展质量是亟需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并且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特定需求结构下,产业结构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探究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及其潜在传导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文章从各种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和各种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两个视角下,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在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在长期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均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短期中,由于技术进步可能发生在低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干预行为等原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非总是正向促进的,且两者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在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在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的偏向型、资本的专用性等制约要素流动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并不必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选取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明显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却会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所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的约束,本文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中获得,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主要是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中获得。从经济发展阶段层面看,工业化阶段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均表现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城市化阶段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城市人口规模层面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种规模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均表现为负向抑制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等和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改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替换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的计算方法、改变样本容量和对极端值剔除四种稳健性检验方式的回归结果说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优化要素流动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充分进行合理化调整,审慎进行高级化调整;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效率;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适应城市发展阶段和规模;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增加值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