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是法律社会化和政府职权扩张的产物。与传统侵害相比，经济法下违法行为的侵害具有受侵害的法益内容难以确定、受害者众多、侵害方式多样、作用机理复杂、损害数额难以精确等明显差异。侵害的性质决定了执法方式的选择。传统执法体系对此表现出执法主体代表性不足、相关利益主体阙失、传统执法方式威慑不足等问题，从而造成执法严重不力和执法需求大量增加的双重困境。由于和公权力运作紧密关联，经济法一直由公共部门垄断执法，且秉承着大陆法系“公法公共执行”的传统，需要突破传统执法体制的束缚，从而更加凸显了通过转变执法方式以增强经济法执法威慑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法律并非公共执法机构垄断实施的行为规则，私人亦可在法律执行中发挥主体作用。私人执行具有对程序的路径依赖，私人执行经济法是以执法程序为载体、以程序性权利为内容、以公共参与为手段、以实现权益保护为目标的四者有机统一。通过借鉴吸收私人执行充分激励、有效威慑和当事人地位优势等效用而构建的公共法律私人执行框架，能有效的适应法益保护的要求，消除执法需求与执法不力之间的紧张状况。在经济法下应当充分发挥私人执行的效用，积极构建激励私人执行的制度。充分吸收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相关经验，从保障和促进两个方面搭建激励性措施，以增强经济法对私人的的可利用和可期盼性，使私人执行不仅“法律上可能”和而且“经济上有利”。同时充分认识私人执行的弊端，把握激励的限度及设定相关的弊端规制措施。在公共执行主导作用、私人亦发挥主体作用，公私相长的竞争型综合执法体系下追求执法的最优威慑，最终实现经济法目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