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两种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情欲的觉醒，一是礼学的复兴。这两种现象看似互不相关，甚至相背，一个指向个性的解放，一个诉诸规范的制约；一个追求开新，一个强调复古。然而，礼因情而生，情籍礼而显，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着不断的交融和对话，共同推进了明清之际的礼学转向。　　 《礼记》有言：“夫礼，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可见，情与礼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从礼的形成到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情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先秦时期的仁义之别、汉魏时期的忠孝之争，还是宋明时期的理欲之辩，在现实生活中都体现为情与礼的冲突。而且，也正是在情与礼不断地冲突和调和中，礼才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本文首先通过对情礼关系的探源和梳理，由此导入对明清之际礼学复兴和发展问题的研究。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个体的私情私欲，并给予其正面的肯定。在这种思潮的驱动之下，学者们对宋明以来的天理人欲相对的说法产生了质疑，并进而对理欲、义利、公私等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由此导致了“理”的地位的动摇，为礼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对人性中情欲因素的强调也造成了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剧烈震荡，情欲的恣肆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在移风易俗的诉求中，重树礼仪规范成为当务之急，礼学的复兴迫在眉睫。　　 在明清之际重情思潮的激荡之下，情欲得遂的愿望和天理观念下严立尊卑的“三纲纲纪”礼秩秩序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以“三纲纲纪”为核心的宋明礼教的反思，也带动了对礼的关注和探究。与此同时，在传统礼教受到质疑和冲击之后，由于现实中规范的缺失使得社会生活中僭越陵夷的现象更趋严重，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明清之际的儒者们遂以移风易俗为宗旨，展开了对礼的研究和践履，以期借此来达到正心化俗的目的。在这样的破和立的角逐中，礼学逐渐发展起来。　　 礼，是礼意和礼仪的统一体。前者是思想，后者是形式，思想和形式的密切结合，成为礼的最大特质。故此，明清之际的礼学发展也从礼意的求索和礼秩的重建两个方面而展开。礼经是礼意的载体，因而对礼经的诠释就成为探讨礼意的必然途径。明清之际的学者们以遂欲达情为原则，在礼经的诠释中强调情欲因素的渗入，彰显出礼的情感本旨，深化了礼学的研究。在进行礼经研究的同时，明清之际的学者们还在“以礼经世”的理念下进行了重建礼秩的努力，他们以重情为原则，致力于生活礼仪的制度化建设与推广，这与清廷崇儒重礼的政策取向不期而合，共同促进了礼秩的完善。这样，在礼学研究和礼秩建设的双重推动之下，随着知识界“以礼代理”说的提出，明清之际的礼学走向了全面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