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思维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传统思想、学术与文化的各个领域,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精神。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处,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感通思维倾向。在万物一体的整体性、浑沌性的世界经验中,人们以比类性、意象性的方式,直观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关联和意义。在巫术、宗教的降神和祭祀活动中,人们以感通的特殊经验来获得对神意的领悟,从而实现人神之间的感通与和谐。在人神感通的特殊经验中,寄寓着人的情感、价值和理想。感通的经验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长期以来的巫政合一的历史传统,更进一步使感通思维凝定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巫术、宗教活动中那种虔诚、敬畏、专注、肃穆的神人合一的心理体验和精神状态,持续不断地锤炼着人的心理,使心的感通能力得到强化和彰显。在周代的礼乐文明中,礼乐虽然在形式上逐步取代巫术仪式而成为人与天地鬼神相感通的基本方式,但以礼乐仪式感通天地鬼神的思维方式本身却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得到了延续。礼乐比象天地万物之情状而又不离人情的特点,使礼乐具有感通人神和人性教化的双重功能,为感通思维注入了道德和人性的内涵。随着礼乐崩坏、诸子勃兴,鬼神信仰逐步让位于天道信仰,天人感通成为思想世界的主题。以儒道为代表的心性美学以心性感通天道的致思方式从不同的维度敞开了感通的多种可能性。儒家在人道的层面上高扬人内在心性之“诚”、“敬”与天道的感通,道家则在天道的层面上突显心之“虚”、“寂”与天道的合一。儒道心性美学对人的整全的内在心性的感通能力在不同层面上的彰显,使心性成为感通的意义之源,从而也使感通思维深深扎根于人的内在心性与现实生存之中。感通思维的不同层面的丰富意涵在《易传》那里得到了汇聚和整合。《易传》明确抽绎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感通思维,一方面是对作为巫文化智慧结晶的《易经》的感通思维及其内在精神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是对儒道心性论所开显的感通思维的创造性统合和萃取,把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纳入一个相互感通的意义整体,并在“变通”、“会通”、“旁通”等向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感通思维的意义空间,对后来的中国思想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感通思维的历史呈现中,表现出了一些基本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对其予以揭示：第一,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内在关系,或以气相感、或以类相感、或同质相感、或异质相感,这种相互感应是宇宙万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属性。在对这种相互感应现象的长期、反复、深入的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人们对其所表现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总结、分类,以之作为感知和理解事物的基本方式,这是感通思维得以可能的起点。第二,不仅宇宙万物之间,而且宇宙万物与人类生命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因此,人们才以一种感通的方式理解宇宙万物,寻求人与宇宙万物的感通与和谐,获得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存在的意义领悟。第三,人之所以能够感通宇宙万物,其根本在于人之心。心具有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与耳、目、鼻、口这些具体的外在的感官不同,心作为其它具体感官的主宰,能够瞬间聚合这些感官对事物所获得的某些方面或属性的表象性感知,而当下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全面性和本质性洞见。与此同时,心还具有道德评价的功能,能够在感知事物的同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因此,感通思维在根本上就意味着心的直观。心的直观赋予了感通思维丰厚而浓郁的审美意味。因此,感通思维在其内在精神的根源处就是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经验世界的方式。第四,感通思维诉诸于心的直观,以意象性、非对象化、非实体化、非概念化的方式经验世界,不是把世界看作静止的、实体化的客观对象,而对其静观、分析,而是在心与物的生命交流中以“流观”、“游观”的方式对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观照和深刻体验,感通和发现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唤醒和照亮宇宙万物的生命和灵魂。感通思维既是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又包含着对宇宙万物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评价,融认知、价值、目的于一体,以领悟宇宙万物的存在意义为指归,是一种整合性、艺术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整合性与一体化特征,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哲理性与诗性交融的精神品格。就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美学而言,在感通思维的基础上形成的气化宇宙观奠定了中国美学宇宙观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生命精神和特征。中国美学和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强调对宇宙万物的生命、节奏、气韵的法象,在表现内容上以传达宇宙万物的生命、生机、生趣为理想目标和境界,在艺术创造中强调艺术家以艺术心灵去感通表现对象的情态和神韵,在艺术品评和鉴赏中主张意会、神契等等,中国艺术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生命感通的艺术,充满着深沉的宇宙意识和哲理意味。在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从中国思想自身的内在语境出发对感通思维进行研究,既可以彰显中国美学自身的独特精神,也可以为中国美学自身话语的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