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作为20世纪30年间由蒋介石主持倡导的一场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运动,其中有着大量的儒学思想元素,从其发起到推行的整个过程,都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浓厚的关系,可以说,儒学在其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不过,对于儒家学说这一涵盖了本体论、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复杂哲学构建来说,蒋介石所真正需要的,并非其全部的整套的学说,而是局限地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剥离出来作为理论工具,通过发掘传统儒家的特定思想资源,去“力行”其“蒋氏三民主义”,从而推动实现其特有的利益和目的,来构建政治上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从新生活运动的文化诉求来看,在新生活运动的文化建构中,“礼义廉耻”等传统思想只是在运动之初具有明显的纲领性地位,此后所占的比重则呈现边缘化趋势,而“三化”特别是军事化强调服从与牺牲的思想比重则逐步加重,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所扮演的服务其社会运动与政治统治的“阶段性战略武器”角色越来越明显;在运动发起的复杂背景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蒋介石选择了以儒家传统思想为切入点和“外包装”、以三民主义大旗为根本需要的“新生活”之路,这样不仅能熟练运用和推行,而且比西方外来文化更有优势和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从“新生活”对儒家哲学体系的吸收利用来看,就运动中对伦理道德概念等儒家思想元素的倡导而言,尽管将“四维”、“八德”、“三达德”等放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但是却已经失去了固有文化概念中的属性和意义,蒋介石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礼、义、仁等重要思想范畴的吸收和改造,形成了兼具儒家道德伦理色彩和国家社会政治色彩的新道德基准,并贯彻在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以此来整顿和约束人民的思想道德,是一种孤立性、片面性、功利性和投机性的继承与运用;就运动背后寻求儒家思想理论支撑来为其运动及政权构建独立意识形态体系的深层哲学依据来看,从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到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再到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对纯理论性、纯学术性的“哲学”是并不十分关注的,都意欲将传统的儒家哲学与国民党的政治哲学等关联在一起,构建起特有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求为政权提供坚实的形而上学根基。新生活运动强烈的政治色彩,无疑大大束缚和削弱了其中的文化性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在儒家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强力支持,使得自“五四”运动后受到猛烈抨击的传统儒学思想,又有了一个略显有利的发展平台,加上运动期间,社会各界不乏有大量的心系民族、心系文化的真挚的学者加入其中,在开启文化论争、弘扬文化精粹、推动优秀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影响。只是可惜的是,这种夹缝中先天不足的文化发展,必然在“意识形态化”这把双刃剑的影响下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限制,是不可能发挥出实质意义上的文化复兴、民族振兴的作用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尊孔复古”之倡导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夸张性推崇、对“知识与道德”等精神力量的重扬,不是纯粹意义上“士不可以不弘毅”般的理性文化救亡和文化复兴,而是携着先声夺人的文化突围气势,在全民中提供一种支撑国民党政权主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开拓一种“牧民驯良”的革命专制文化环境。由此,蒋介石高举“复兴民族、振兴中华”的大旗,赋予自身传统文化“道统”和“三民主义”政治遗产双重继承人的身份,在“四维八德”、“三达德”、“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致中和、“知行合一”等儒学思想的外在包装下,推出其伦理性、功利性、实用性的“民生哲学”、“唯生哲学”和“力行哲学”,强制性地灌输进国民的日常生活和军队的军事行动中,建构起一个涵盖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等领域在内的“民生哲学”意识体系,以求达到对社会、对国民、对政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大一统”。因此,新生活运动关于儒家哲学的推崇和应用,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有始无终的阶段性需要而已,而作为其运动依据的哲学体系中所融入的传统儒家思想哲学的理论涵义,也已经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需要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或武器,尽管从外观形态上看貌似是儒学思想的“道统”传承,但实质上却“不具其神”,并非真正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