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活跃在好莱坞四十余年的华人导演,王颖并未冲破西方主流话语的桎梏。他作品中的华人男性带有较为强烈的“贬抑化”的特征,是在西方种族序列下的边缘性角色,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期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贬抑化”的人物形塑模式是“东方人参与的东方主义”,体现的是王颖对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背离和对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迎合。与此同时,王颖的“恋母情结”和“性别偏执”更加剧了华人男性“贬抑化”的程度,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范式,造成了性别话语的失衡,构成了另一个二元对立。王颖对华人男性的“贬抑化”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中国极端男权神话,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赋予了女性主体地位和人格力量。然而“贬抑”背后体现更多的是导演“自我身份”的幻灭和身处异质文化间的妥协,其包含的认同与反叛、放大与遮蔽浸透着华人在西方视阈下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现如今跨文化实践愈来愈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文艺工作者应克服刻板狭隘的创作模式,破除“非好即坏”的二元认知定势,谋求东西之间、阴阳之间的平衡,重塑“滞后”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