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使抗战时期成为重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重庆的地位亦由战前的地区性文化、经济中心,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和金融中心,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四大名都之一。邵培仁所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是本文重要的理论依据,该书将报纸环境可以划分为:社会环境、媒介环境以及拟态环境,探讨媒介在不同环境范畴内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不同环境之间的互动是本文的主旨所在。社会环境是指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实际上是以个人身份同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发生关系。社会环境的构成比较复杂,但就传播活动而言主要有四个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讯息因素。媒介环境可以被定义为,大众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气氛,是由大众传播活动全体参与者的行为方式聚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媒介环境的构成因素分为:媒介威望,社会意识,团队精神,行为规范,求实精神等五个方面。媒介环境五大因素的指标愈向正极发展,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愈好,而媒介人员的成就感和积极性就愈高,反之就下降。在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这种“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通过不断的传播活动,能够建构起一种媒介化的环境,也就是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本文从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文化主题的重建等视角对由《新华日报》引起的“拟态环境”进行探讨。抗战初期的重庆新闻界,由于知识层次的限制,报纸并没有被广大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当局对新闻采访范围的限制,以及中央社通讯被各大报纸所通用,造成了陪都报纸只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所接受的局面。这些“精英”们或拥有或共享大众传媒的话语权,拥有绝大多数的媒介资源,而其他低文化程度的读者们则失去了媒介话语权。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阶层读者的不同需求,导致了大众传播的对立与冲突。《新华日报》改变了低文化程度读者无缘于大众媒介的现状,缓和了对立与冲突,使得他们也能够拥有媒介资源,缩小了大众传播的传播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介生态失衡的情况进行了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