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公民环保意识日趋提升,环境污染成本逐渐实现内部化,作为污染主体的企业应当进一步提高其环保投资水平。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企业主要决策者——高管这一角度出发,从实证层面探究高管持股激励这一内部治理机制是否能够起到推动民营重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作用。本文以2013-2018年A股民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委托代理理论和高管自利行为出发,提出竞争性假设,设计实证模型,检验了高管持股激励与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持股激励显著促进了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上述结论从企业环保投资这一非财务决策角度说明了高管持股激励促进了高管对长远利益的考虑,实现了高管与股东利益趋同,体现了股权激励的最佳契约效果。此外,本文分组检验了在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和行业竞争这两大外部治理机制下,高管持股激励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差异。结果发现,高管持股激励对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只在环境规制弱、行业竞争激烈的样本中存在。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高管持股激励没有显著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而在环境规制弱的地区,高管持股更为有效,高管持股与环境规制起到了互补的作用。而行业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高管持股的有效性制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高管激励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高管持股激励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环保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并从环保投资这一非财务视角说明了高管持股激励在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中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