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是禅宗的核心范畴之一,它代表了中唐以后禅宗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顿悟”作为禅宗内部宗派之间思想义理之诤的重要主张,应该以思想问题的身份获得更深入的讨论。通观禅宗思想史的源流,禅宗所推阐与弘扬的禅法,本质上是以《楞伽经》所开示的“自觉圣智”为核心的楞伽禅。从楞伽禅思想脉络内部来梳理,禅宗思想的流衍中可以寻绎出相对清晰稳定的连续性,以这种思想的连续性为前提,可以发现禅宗的“顿悟”不只是某种静态的思想形式,而是一个动态地发展着的系统理论,因而有着非常丰富复杂的义理面向。对楞伽禅“顿悟”义理的考察与析理,应注意把握“顿”之言说中与“渐”的相对性、“顿”“渐”对待的历史性以及不同理论形态之“顿禅”理论要素的复杂性等方面的问题。首先,“顿”是一种与“渐”相对的观念,因此,对“顿”的义理考察应该在某种与“渐”共构的特定的对待关系中来进行;其次,不同禅史时期的顿渐对待,关涉不同的义理范畴,因此“顿悟”的理论形态各不相同。再次,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顿悟”,在理论要素配置组合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在楞伽禅思想史的脉络中,“顿悟”理论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在达摩、慧可的楞伽禅初创期。这一时期,通过达摩与慧可的整理与诠释,初步形构出禅宗的禅修理论框架,并提示出重点关注的“顿”之理论的生长点。达摩依四卷《楞伽》所宣说的“自觉圣智”(pratyātmāryajnāna)创建如来禅,确定“自觉内证”的楞伽禅宗旨,从而建构出与中土传统禅门殊异的禅法。达摩之后,慧可对达摩禅的“自觉”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使楞伽禅从达摩禅的“内觉触证”而转向“自性解脱”、“自力解脱”的新侧重,又辅以“缘自得法”(“不由于他”)的角度,开展出依于自性自力、超离文言方便而求真实的楞伽禅法门,初步呈现后世禅宗“顿”入的禅风。二是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时期。通过东山传法时期的整理与抉择,禅宗明确了对“顿悟”禅修理论的自觉追求。东山法门对禅修理论的表述,尤其注意从受法者根机来强调法门的殊胜(“为有缘根熟者说”),从而明确提出“速成佛道”、“顿见佛性”的理论追求,初步体现了楞伽禅思想内部对“顿悟”的自觉抉择。这一时期对“顿悟”理论的表述,仍大体围绕(《楞伽》所说)如来藏真心论、悟入实相境界的“同时性”、“断绝文字语言”等不同方面的理论要素来进行。三是南顿北渐的对立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论诤,明确抉择出“顿悟”为禅思想的价值标准,规定了禅宗理论“顿”的发展方向。东山门下对禅修法门的“顿悟”进行了更自觉深入的理论反思,从“自心”、“不立文字”、“个体根机”、“坐禅”方便等方面,对“顿悟”的义理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系统表述。以这一认识为基础,732年,神会在滑台大会上提出“南顿北渐”,抉择“顿悟”为南禅正宗。神会所倡的“顿悟(渐修)”,与神秀一系所开示的“渐修”,在保持如来藏真心说这一基本面一致的基础上,主要表现出“直心”与“摄心”、“无念”与“离念”、“不坐”与“坐”、“不修”与“修”的法门差别。四是洪州(马祖)禅开展时期。洪州禅崛起后,在与荷泽争夺南禅正宗的过程中,再次将禅的觉悟向更“顿”的方向推阐。荷泽禅的“顿悟(渐修)”,将禅修中的“(解)悟”与“修(证)”区划为两个阶段,“顿”是对“(解)悟”的规定,“顿悟”之后,还得“渐修”,方是证入。因此,在“顿”的时间维度上,留还有可以更“顿”的余地。沿着这一“顿悟”理路,洪州禅提出“平常心是道”,在心性论上主张“一切皆真”,在时间上指向“当下”悟入,在修行上主张“无修为修”。洪州禅所开示的每一个现实当下的(事行中)悟入成佛的禅法,终于将“顿”禅在理论上推演到无可再“顿”的极致,可以看作是楞伽禅思想脉络中“顿悟”理论自我生长最终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