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年,在音乐界发生了一场西洋美声唱法和中国传统唱法孰优孰劣的争论。音乐史叙述称这场讨论为“土洋嗓子之争”,其目的在于清理五四以来多条脉络的音乐遗产,呼唤和构想“新中国唱法”。本篇论文准备以建国初年的唱法之争为中心,并上溯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新音乐运动,乃至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将“唱法”问题当作一个尚待追问的历史问题,而非一种自然化的历史叙述。这意味着需要对“歌唱”在现代中国情境下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意味进行考察。此处所讨论的“歌唱”是在“现代”这一特殊装置的观看下被定义的,并透过文明与启蒙的面具被引进、传播和建制化。透过唱法的争论可以看出,在现代中国的情境下,对于如何发声,怎么唱,唱什么的问题,都并不是一个可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产生新的主体,借以形成民族认同的问题,也成为不同话语相互角力的竞争场域。本文将努力考察“歌唱”在新音乐运动中的起源,其在上海与延安各自语境中不同的言说方式,以及在建国初年城乡关系重构的政治语境下,不同知识背景和政治立场的论者是如何以“民族”,“大众”,“科学”　　 等关键词来持论与交锋的,希望以唱法为媒介,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的曲折展开。论文结构方面,第一章作为导言,介绍问题意识的起源,文学史意义以及进入问题的方法,第二章将偏重历史的重构,分别梳理“土嗓子”和“洋嗓子”的现代轨迹,第三章则将重心放在土洋之争中理论问题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