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90年代,翻译逐渐从纯粹的语言范畴上升到文化范畴,翻译理论也日趋多样化。而随着60年代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于70年代成为社会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为翻译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视角;解构主义、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论的提出则更促进了翻译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从此,语言(翻译)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服务于女性主义的操纵工具。换句话说,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译者通过重新定义传统的“忠实”概念——忠实于女性自我的文本阐释,借助于解构以及译者主体性理论,一方面努力挖掘隐匿于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大胆而巧妙地向译本注入自己的女性意识。她们借助增补、加写前言与脚注、劫持这三种最主要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界看见和听见女人”。然而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在结构方面的区别,以及妇女运动在中国的缺乏,中国女性主义至今仍处于尴尬境地,起码中国女译者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带有女权主义思想;但是她们总难免从女性视角出发处理原作中的女性形象,使被埋没的女性真我浮出地表,所以可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现象较之极端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来说,是温和的,潜意识的。杨必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民主、追求自由、叛逆的性格决定了其译本《名利场》在翻译目的及翻译手段上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不谋而合。本文将通过对杨必译本与贾文浩、贾文渊兄弟译本以及彭长江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杨必译本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意义。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以往的对单一文本进行分析的方法,将同时对《名利场》的三种译本进行比较,使作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同时将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结合并比较,将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现象归类于潜意识下进行的温和的翻译实践,而非带有政治目的的极端型的实践,这也将为中国翻译研究开辟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