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血与火的炼狱中面临着全方位的危机。其中在政治领域,伴随着传统经济的逐渐解体,传统政治体制越来越滞后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不断变换,既定政治秩序在诸多因素的冲击之下显得十分脆弱。为挽救这一现状,许多爱国之士致力于寻求和探讨社会政治变革的不同方案,而通过民族建立国家的思路则几乎是当时所有政治流派的共识。其中,梁启超的“群”视野下的民族建国思想由于其深刻的现实性和高度的成熟性,在当时以及后来救亡图存运动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梁启超“群”视野下的民族建国思想主要出于两个现实的考量：一是民族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先解决哪一个的问题；二是国家共同体内部秩序和参与哪个更重要的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梁启超主张首先解决外部民族矛盾,实现民族独立。经历过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梁启超,身为一个热心经世学问的知识分子,于他而言最为切肤的体会是解决外部民族矛盾的迫切性。梁启超对内部民族矛盾的理解主要源于他对民族间竞争所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假设：主体间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力量的竞争；主体是为了应对这种外部生存竞争而进行内部整饬的。所以梁启超主张联合国内诸民族共同熔铸一个新的民族,以这个新的民族为整合国内离散力量的凭借,从而增强国家维持生存和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梁启超的选择是秩序优先。由于他认为当时政治体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为了迎接这种挑战政治体必须具备参与竞争的基本竞争力。而内部有序是参与外部竞争的前提,秩序的达成和维持是获得竞争力的充分条件。所以,秩序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位的诉求。同时,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甚深,梁启超主张一种理性的渐进观,即倾向于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由高到低、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演变过程。当国家制度能力低下甚至还不具备相当的制度准备时,由基本不理解制度精神的参与能力地下的公民去操纵完全陌生的机构体系的运作,这样的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只有经过开明专制的系统引导和规范训练,当公民具备相当的政治参与能力尤其是代议能力时,政治参与的需要才会被提上日程并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之下进行民族建国,首先要在内部实现一种包容性的民族统合,即联合国内诸民族共同熔铸一个新的“大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对待满族的问题,为此梁启超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最后他得出满族和满清政府不是一个重合的概念以及满族在现实中已经被同化的结论,反对排满即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实现民族统合。其次为适应开明专制的制度需要,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在性质上是集权的。这主要是因为梁启超认为政治能力低下的公民需要在开明专制者培养和监护之下才能参与政治,政治过程中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依赖于民主形式之下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而是凭借开明专制者的智慧而进行独断,只要这种独断的结论符合专制客体的利益,那么它就是合法的。相应的,梁启超很坚决地维护国家内部一元绝对权威的存在,这主要是出于对政治体秩序和生存的担忧。只有在一元有效权威的主导下,秩序才能得到维持和延续,力量才能得以整合和巩固,政治体的生存危机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