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理论主要围绕公共物品本身及其供求问题进行研究——公共物品是什么（或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仅就“公共物品是什么（或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而言,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看法:英美财政学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则从供给方式上对公共物品进行了定义,该学派认为通过政治制度实现物品或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的就是公共物品。沿着以上两种不同的看法继续向前推进,我们不难发现,英美学派对公共物品特征的定义是为了解释“市场失灵”。在英美学派的学者看来,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是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其供给的帕累托最优的根本原因。所以,为弥补市场制度的这一缺陷,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提供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公共选择学派从物品或服务的供给方式上去定义公共物品。因此,这一学派的学者将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决策过程的考察上。然而,对“何种物品或服务应当是公共物品”的讨论并不构成公共物品理论的全部问题。正如前述业已表明的那样,供求问题也是公共物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美学派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仔细的思考,就可以发现如下问题:既然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逻辑前提,这便意味着,若不存在市场失灵,那么政府就不应当干预。显然,英美学派借助于市场失灵理论,在将政府和市场二分后（即政府外在于经济社会）,潜在地将二者的关系视作是对立的（也就是说公共物品是从经济社会之外被供给到经济社会之中去的）。与英美学派财政理论相反,在欧洲大陆学派的财政理论中政府并不外在于经济社会。该学派的学者们认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各类主体一样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只不过各自所要完成的目标不同（这就意味着公共物品是在经济社会中被供给的）。既然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对“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定位”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马珺（2014）意识到,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解应当与国家理论存在关联,但其并未对两学派所对应的国家理论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地探究。因此,为了保证对西方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完整性,理应对两学派背后的国家观进行详细地讨论。其次,英美学派与欧洲大陆学派的第二个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把政府视作是为实现福利最大化的主体,还是应当将政府视作是众多个体进行互动的制度框架。英美学派认为,政府应被当做是为实现福利最大化的主体。这一观点体现在公共物品的供求问题上就是:政府通过将全部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配置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公共选择学派视政府为众多个体进行互动的制度框架,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众多个体互动的自然结果。然而,究竟是利用配置范式还是利用交易范式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或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呢?最后,Kayaalp（2004）曾指出,每个国家的财政理论都带有国家特色。基于Kayaalp的这一论述,可以进一步推测的是,各国家财政学者在论述公共物品时也同样会带有国家特色,例如在论述公共物品时,英国学者采用的是牺牲视角、德国学者则采用有机国家观、意大利和奥地利有关学者分别采用利益观和主观主义（但差异并不明显）、瑞典学者则论述集体选择。事实上,如果仔细考察以上五个国家的公共物品理论,还可以发现如下事实:在同一时期,不仅英国和（从整体上看）欧洲大陆公共产品理论存在重大差异外,在欧洲大陆内部,德国学者的公共物品理论也与其他三个国家学者提出的公共物品理论存在重大差异（这也就是说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三国的公共物品理论差异不大）。那么,导致公共物品理论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本文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按照这一思路,本研究对对后续各章节做了以下安排:文章的前两章内容作为开展研究之前的铺垫,其中第一章涉及的是文章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二章是对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总结和评论。此外,在第二章中,我还对本研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关简要说明。从第三章开始直到第十一章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我将这九章内容分成三篇进行集中论述,其中第三、四章作为第一篇,五、六、七、八章作为第二篇,九、十、十一章作为第三篇,各篇的具体安排如下:文章的第一篇内容由第三、第四两章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物品思想的起源和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公共物品理论:第三章是对公共物品理论起源的探索,我是以英国为例进行介绍的（但所得结论具有一般性）,设定的时间下限是1066年。从这一时点开始,首先分析了中世纪的英国封建社会的具体社会现实、国王的财政收支以及这一时期主流的意识形态及其学术研究内容。其次分析了英国专制君主时期的社会结构、英国君主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及早期重商主义的相关文献。第三分析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结构、社会状况、国家财政的收支问题以及晚期重商主义经济文献。以上三方面内容是通过阶级斗争（特别是税收斗争）来进行衔接的。通过对以上三种情形的分析,在本章的最后我得出了资产阶级公共物品理论产生的一般性条件。第四章是对英国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涉及到的有关学者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亚瑟·庇古。在分析亚当·斯密的公共物品理论时,我将其背后的哲学背景及其有关的国家观一并提出。随后,在对李嘉图思想进行简单阐述后便转入了对穆勒公共物品理论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我同样将其背后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联系在了一起,并再一次说明这些学者是如何将政府视作外在于经济社会的。本章最后所论述的是基于自由放任主义前提下的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从第五章开始直到第八章结束作为本研究的第二篇内容,主要集中于研究欧洲大陆公共物品理论及其理论产生背后的资产阶级实践,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五章是对德国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学者是瓦格纳、斯坦因和里切尔。在展开对德国公共物品理论论述前,我首先阐述官房学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和特点,这是因为:第一,官房学对后续德国历史学派财政理论有极大的影响;第二,官房学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财政学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别体现在生产性国家上）,而这种差异是由资产阶级实践导致的;第三,官房学者还讨论了政府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在结束了对官房学的整体分析后,便转入了对德国历史学派公共物品理论的阐述。由于该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显著异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德国公共物品理论进行阐述时,我解释了黑格尔哲学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第六章是对奥地利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由于奥地利和德国曾同属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且在两国都曾流行过官房学。因此,我将其当做是德国的一个粗略的对照组来解释实践的差异对财政思想及公共物品理论的影响。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差异是指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第七章是对意大利公共物品理论的探讨。在本章我并没有讨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问题。这是因为,意大利在统一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因而它的社会气质是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地,资产阶级气质的社会又决定了意大利学者的公共物品理论带有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特征。第八章是对瑞典公共物品理论的探讨。由于集体选择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是现代议会制度,因而先从议会制度的起源入手解释议会制度产生的基本条件。在理清这一基本条件后展开对集体选择理论的阐述。本研究的第三篇包含第九、第十、第十一章三章,其阐述的主要内容是:第九章主要阐述英美学派公共物品理论,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英美学派公共物品理论的数学化的定义、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条件及其求解方法。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英美学派公共物品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政府被英美学派所赋予的新角色。第十章阐述的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公共物品理论。与第九章相同,第十章也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表达;其二是公共物品的分类和供给方式。第十一章作为本研究的结论部分,共分两节内容。第一节讨论的是西方公共品理论理论的演进过程。在对这一演进过程进行阐述时,我划分了四个时期,它们是:中世纪,19世纪之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中叶至今。第二节所论述的是局限性和展望。在该部分,我讨论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国家观问题、配置范式和交易范式问题。当然,对以上问题的讨论是以其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