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纵向上以清代碑帖论争为线索，在横向上以清末民初书法环境的变化为背景，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以及沈曾植的思想观念因素，来考察沈曾植的书法，从中揭示清末民初书法领域一些被当代研究者忽略的深层次变化。碑帖论争的实质是书法界依托于“以复古为解放”的清代学术大背景，对二千余年书法的渊源流变进行重新梳理。碑学的兴起给书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但由此形成的碑、帖双峰对峙，也使书法由原来的帖学一元变成了碑、帖二元，这种对立带来了整个书法系统的混乱和危机。清末民初书法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现代印刷术的应用，消解了碑帖论争的前提，也导致了书法参照系的改变，由此，在前人完成了篆隶和楷书的复古之后，沈曾植对草书的源流进行梳理并由此促成了草法的复明，表明清代以碑帖论争为表象以对二千余年书法传统的重新梳理为本质这一过程所遗留下的空白最终被填充，标志着一个轮回的结束。沈曾植这代人的努力表明，一个超越于碑、帖之上的书法大系统已经得以重建，在观念上碑、帖的界限和对立已经被消除，书法在经历二百余年的动荡之后重回一元，根基重新稳固。因此，目前学界一般所持的清末民初的书法是清代碑派书法不断取代帖派书法这一过程的延续、碑派书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绝对性胜利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大量的事实表明，清末民初的书家学者对书法尤其是对碑、帖的认识，已经不是前代的延续，而是一种扭转。肇始于傅山的碑帖论争，到沈曾植这个时代也已告一段落，之后的论争不过余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