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随着文学批评自身意识的加强，批评与理论、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两大宏观主题，对于它们的论争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言说方式。在这场论争中，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字词的调节性，认为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推崇德里达对哲学文本进行的解构式阅读，借此夷平批评与文学之间的藩篱，将批评纳入文学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在打破一切传统的“后学”思想弥漫盛行的氛围中，他却频频回顾传统，在文本之中又在文本之外的犹太拉比圣经阐释、体现批评主体性的随笔文体、主张哲学和艺术统一的浪漫主义哲学等无不成为他念兹在兹、眷念不已的对象。因此，哈特曼并非一个纯粹的解构者。但是，哈特曼思想的研究现状表明，人们往往将他定位于一个解构批评家。这个简化的、命名式的标签既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角，又将哈特曼思想狭隘化，从而使得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受到极大限制。鉴于此，本文将从哈特曼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　　第一章对批评概念进行考察，主要从文学与文学性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语义演变出发，探究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概念的变化，并进一步研究在这种变化中，批评与文学、批评与理论之间呈现出来的相反甚至相对的关系形态，为厘清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一外部的、较为全面的背景性考察。从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新批评派主张以文学性为标识来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捍卫文学的独立地位和审美领地开始，经过结构主义理论家普遍语法模式的推演，到后现代主义以文学性为武器拆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藩篱，文学以文学性的扩张为策略获得了自己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存在。文学性的蔓延和渗透，使得批评也从以理性原则对艺术进行分析、阐释、说明、判断与裁判的附属者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而成为文学。同时，批评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要求其专业化、概念化与系统化，这又使批评朝着理论化方向发展。那么，当批评集文学性和理论性为一身的时候，批评的困境也就悄然而至，但这恰恰为哈特曼极力主张欧陆哲学与英美批评相调和的论点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第二章对哈特曼的华兹华斯诗歌理论进行研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掀起的浪漫主义研究热潮中，哈特曼以研究华兹华斯诗歌成名。他对英美批评者基于经验主义立场贬斥浪漫主义诗人和诗歌甚为不满，并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统一哲学与艺术的传统，以胡塞尔现象学和黑格尔现象学为理论出发点，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华兹华斯的诗歌进行了现象学解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华兹华斯自然诗歌强调通过直观事物回归主体感性经验，达至主观纯粹意识，以纯粹再现颠覆了视觉或眼睛的霸权地位。第二，自然成为意识的意向性所在，意识排除了所有的相关知识，通过感官直面自然，且在自然和意识两种力量的合力下产生了既是直接具体的、又是超验感知的第三者——想象，从而融合了主体和客体，使意识在纯粹再现中具有了内在客观性。第三，自然与想象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引向作者的自我意识。想象原初与自然毫无意识地统一在一起，然后脱离自然获得独立意识，最后克服自然对于自己的他者性以及自己对于世界的他者性，与外界融合为一体。自然在引导诗人从自身走向想象（自我意识）的过程中，通过否定之路超越了自己纯粹的客观存在和异己身份，想象在克服自身的异化过程中超越了与自然的原初的自为存在。由此，诗人的自我意识最终得以成熟，并因此实现了自身。　　第三章探究哈特曼关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式主义的当代论争围绕文本、意义与阐释之间的关系展开。文本的意义究竟在于作者、读者，还是在于文本自身？阐释的目的是否寻求隐藏在文本中的某种特定真理？阐释是否能超越文本？阐释的有效性何在？是否存在检测阐释有效性的标准？对于上述问题，不同的批评派别本着不同的理论立场进行了言说，为自己的主张极力辩护。如果说E.D.赫斯、斯坦利·费希和保罗·德曼对形式主义采取了直接对抗的形式，莫瑞·克里格采取了将形式主义批评和主题批评进行调和的中庸形式，那么，哈特曼从欧陆哲学和英美批评结合的立场出发，采取了一种通过回到形式主义来超越形式主义的途径，即一种形式主义的否定之路。同时，他借鉴了犹太拉比的圣经阐释传统。这种传统既将文本作为阐释赖以存在的基础，又将它作为阐释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基础，从而有效地调和了阐释的依赖性和想象力两个极端。哈特曼由此感到，与这种阐释相比，当代阐释者囿于文本的藩篱而使得文本想象力极度贫乏，并使得阐释这一观念衰退。同时，文学的形式性又使得文学史在调和艺术形式和艺术家的历史意识中具备了一种诗性，成为对艺术形式的防御。　　第四章解析哈特曼批评即文学的思想。哈特曼从驳斥T.S.艾略特等新批评派贬低批评的创造性、使批评附庸于文学的思想出发，以德里达的哲学思想为参照，为抵制批评的科学化趋势，提出了批评与文学同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超出了其他批评家在同一问题上的单一视角，既挑战了一种等级的思维方式，又挑战了一种内外的思维方式。在提倡批评的创造性这一点上，他既反对阿诺德和艾略特等贬低或否定批评创造性的思想，又反对王尔德将批评的创造性与文学创造性对立起来的观点，也与日内瓦学派由意识认同体现的创造性大异其趣，将批评创造性理解为批评语言的修辞性、如密德拉什般的未确定性和丰富性以及对专业术语、概念的创造性使用。既然批评本身如同文学，成为一种文类，那么，批评也就拥有自己的文体。哈特曼选择了随笔。因为随笔既能体现艺术般的创造性，又能将专业性术语结合起来;既能将英美民主理想激发的传统沿袭下去，又能将大陆理论和思想结合起来;既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又具有批评精神。在探寻批评文体的过程中，哈特曼一方面解决了理论与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拓展了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概念。　　第五章研究哈特曼关于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哈特曼更多地关注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在主张赋予审美以其应有的尊严的同时，也反对纯粹文学研究对社会学的过度忽视。因此，在关注大屠杀问题时，如何既能保持艺术自身的形式要素和特征，又能杜绝艺术麻痹不仁的防御性姿态，对哈特曼来说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他选择证词录像作为再现大屠杀历史的方式。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模式，证词录像既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称的、但已丧失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客观真实，又克服了现代媒体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思维和精神惰性，以艺术的真实及其独特的述行功能唤起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强烈感受，使他们摆脱去感觉化状态。同时，通过考察随笔产生的文化语境，哈特曼重新对当下语境中批评随笔的社会批判功能进行了定位，并由此探讨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从自身的调节者角色出发，哈特曼主张一种调和式批评。首先，作为一个欧陆哲学与英美批评的调节者，哈特曼意在拓展英美文学批评的疆域，使其从促狭的经验主义背景和实用批评范式中脱离出来，形成更富于思辨性的批评话语。其次，作为犹太圣经阐释传统与现代阐释经验的一个调节者，哈特曼以一种回首传统的目光和姿态为试图挣脱一切传统羁绊而勇往直前的现代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作为批评与文学的调节者，哈特曼极力提倡批评的创造性特质。最后，作为一个关注人类普遍命运的文学批评家和一个关注大屠杀的犹太文化研究者，哈特曼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之间获得了一种更为宽阔的批评视野。但是，调和并非两种资源的简单综合或混和，而是一种异质共生现象，是在两者之间的空白处寻求新的生长点，因而具有极大的超越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