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引入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结合国内乡土研究的成果,建立了一个研究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本文从农村社区成员基于成本收益与基于博弈互动的微观决策出发,探讨了不周类型农村社区在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中的不同集体行动结果。本文以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为研究中心,直接立意于为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解资金困局,本质是为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求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从现实考察来看,在传统的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是一个长期现象与趋势。而农村税费改革以至免除农业税在全国的实施,客观上恶化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约束。因此,更进一步,本文的研究立意于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解资金困局,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解路径困局。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农村社区公路,既有一般公共产品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又有自身特殊的属性特征,其受益范围清晰,基本上局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其受益对象明确,基本上局限于社区内成员,属于社区内部的公共资源,同时因农村社区地形地貌、交通位置、社会习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使农村社区公路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分散化特征。正因如此,它在理论上具有由农村社区成员自我组织自发筹资建设的内在逻辑。从制度演化进程来看,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还是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后的三提五统和两工制,农村社区公路的成本分摊基本上依赖制度外筹资。随着“三提五统”、“两工”和农业税的取消,农村社区公路建设丧失了传统的制度外筹资来源,而以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机制催生了新的制度外筹资方式——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是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范畴。本文正是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来分析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实现路径。按照一般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实施成效取决于集团规模、集团成员异质性、意识形态、社会资本等要素。而本文研究的集体行动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中国农村社区,因此该集体行动具有特殊的实现路径与约束条件。根据费孝通、贺雪峰、吴重庆等人的乡土研究,传统农村社区具有显著的“熟人社会”的结构特征,而部分农村社区具有显著的“原子化社会”的结构特征,同时农村社区成员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与层化现象。在“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区,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使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萎缩到家庭成员和少数亲缘关系的成员,同时,共同道德伦理的丧失,进而信用、互惠、规范的缺位,使农村社区共同体瓦解,村民成为完全自利的原子化个人。在该场域下,高均质化成员之间的博弈互动往往使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集体行动陷入囚徒困境,而高异质化成员之间的博弈互动则更可能产生智猪博弈的均衡结果,即普通成员选择不出资或者出资额度低,异质成员则会主动选择出资,甚至愿意花费一定的组织成本带头组织农村社区公路的自主筹资建设。在“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的对该项集体行动参与与否的微观决策取决于经济利益的权衡计算,是一种经济的理性选择。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拥有许多区别于“原子化社会”的要素,包括共同信念、传统伦理、价值观、归属感、自发的信用、规范、惯例、习俗等,它们都存在于各种私人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部分地体现为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而其基本构成元素是信念体系、社会参与、社会信任、普遍互惠、共同规范。与“原子化社会”相比,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对于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微观决策并不完全遵从纯粹的个人收益成本的权衡计算,除了经济得失还要考虑相关的社会利益。在社区成员的微观决策中,其个人效用函数从单一经济目标扩展为多元化目标,即微观决策不仅注重经济利益,同时也注重对伦理规范、道德价值等信念体系的效用评价,因此社区成员具有相对较高的激励参与集体行动。在异质性农村社区,不同成员之间有着广泛的交互作用,乡村精英通过组织参与社区集体行动从整个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中能获得额外的物质收益、声望、社会地位、荣誉、个人社会资本等,由于这种社会激励的存在,乡村精英有强烈的动机组织参与集体行动。在均质性的“熟人社会”社区,长期历史演化形成了某种共同规范,比如“冷酷战略”(任何社区成员的一次不合作都将触发永远的不合作)、“针锋相对”战略(你合作我就合作,你搭便车我就搭便车),而社区成员之间的长期交往实际上是近似于无限性重复博弈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共同规范的存在,社区成员之间的博弈互动能够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而在异质性“熟人社会”社区,由于社区成员特殊的公平观,社区成员选择参与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集体行动不仅受到个体理性约束,还要受到公平相容约束,因此该特定场域下,实施集体行动面临着“熟人社会难合作”的悖论。二研究的主要结论1农村社区公路在受益范围、受益人群等方面具备社区公共资源特征,因此具有由本社区成员自我组织自主筹资建设的内在逻辑。2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外筹资路径的演化形式,是村民自治条件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3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范畴,在乡土中国的特殊场域下,该集体行动既具有一般集体行动的基本特征与运行机理,又具有乡土中国条件下特殊的实现路径与约束条件。4在“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是自利的分散的原子化个体,既缺乏由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缺乏维持社区共同体所必需的共同道德伦理、信用、互惠、规范等。5在“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集体行动往往为社区成员的搭便车决策所困。原子化的社区成员是纯粹的经济理性个体,其决策取决于简单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权衡,在彼此之间缺乏交互影响的条件,社区成员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6在“原子化社会”的农村社区,均质化成员之间的博弈互动往往使该集体行动陷入囚徒困境,而异质化成员之间的博弈互动则更可能产生智猪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在收入、偏好方面具有异质性的社区大户愿意在该集体行动中承担更高的出资份额,甚至在一定条件愿意独自承担所有成本费用。7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具有较高程度的共同信念、传统伦理、价值观、归属感,遵从自发的信用、规范、惯例、习俗等,它们都存在于各种私人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维系着社区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8一般而言,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不仅重视参与该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同时也注重对伦理规范、道德价值等信念体系的效用评价,因此能相对容易地组织起该集体行动。由于社区内部存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乡村精英组织参与该集体行动能获得较高的额外社会激励:额外的物质收益、声望、社会地位、荣誉、个人社会资本,因此乡村精英有强烈的组织参与动机;同时,乡村精英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响应参与该集体行动的普通成员实施有效识别提供选择性的激励:保护、代理、承包等,因此即使是普通成员,也有动机参与该集体行动,而非选择纯粹的搭便车行为。9在“熟人社会”的传统农村社区,由于均质性社区成员之间的长期交互影响,即使是机会主义类型的社区成员,因为害怕其他成员报复性的冷酷战略或者针锋相对战略,也会选择参与该集体行动。10在“熟人社会”的传统农村社区,由于特殊的公平诉求,社区成员的行为决策面临严格的公平相容约束。在公平相容约束下,高收入或者具有社会身份的社区成员,其搭便车行为对低收入或者不具有社会身份的社区成员具有显著的传染效用,出现了“熟人社会难合作”的悖论。三本文的创新点1研究的视角新颖。本文紧扣农村社区公路的属性特征——特定社区受益的公共资源,通过重点考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模式以及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约束,提出了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并将之明确界定为集体行动范畴。全文正是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分析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实现路径。2研究的框架独特。本文强调所研究的集体行动发生在特殊的场域,因此引入而不拘泥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结合国内外乡土研究的成果,建立了一个研究农村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在社区公路自主筹资建设中的不同集体行动结果。3研究的工具全面。本文研究该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是建立在对分析农村社区成员微观决策的基础之上的,而分析农村社区成员微观决策主要综合采用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与博弈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