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儿童恶性实体肿瘤是儿童非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虽然现有治疗方法可以使一部分儿童恶性肿瘤达到临床治愈,但缺乏放化疗对儿童各个脏器远期影响的数据统计,复发及远处转移风险也缺乏系统的随访数据,所以研究与儿童恶性实体肿瘤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对于降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提高人口质量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儿童恶性实体肿瘤发病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间母婴特征等因素,如出生体质量,母孕年龄,父母吸烟,母亲受教育程度及家族癌症史,得出可以预测独立危险因素的指标。方法:选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二肿瘤科140例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住院患者及我院同期同年龄段非肿瘤住院患儿142人,分为病例组及对照组。收集并比较两组的相关因素,包括出生体质量、母孕年龄、父育年龄、流产史、生产方式、辅助生殖、胎次、父亲吸烟饮酒史、母亲吸烟饮酒史、母亲受教育程度及家族癌症史,然后将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计算OR值和95%可信区间,按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而探索儿童恶性实体肿瘤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父亲饮酒、家族癌症史为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独立危险因素。父亲饮酒,后代患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的风险比不饮酒的后代患肿瘤风险大6.485倍(95%CI,3.556-11.828));有家族癌症史的儿童患病概率比无家族史的儿童大7.601倍(95%CI,2.950-19.583);母孕年龄<25岁组较25岁-35岁组后代发生肿瘤概率高2.263倍(95%CI,1.098-4.664),与25-35岁育龄母亲相比,小于25岁的母亲后代患有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的概率要高;母孕年龄大于35岁与25-35岁相比未见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出生体质量、父育年龄、流产史、生产方式、辅助生殖、胎次、父亲吸烟、母亲吸烟及饮酒史、母亲受教育程度等暂未见统计学意义。结论:父亲饮酒、家族癌症史为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独立危险因素,即父亲有饮酒史、家族中存在肿瘤患者等因素下生产的后代更容易患实体肿瘤;母孕年龄<25岁组较25岁-35岁组后代发生肿瘤概率高2.263倍;与25-35岁育龄母亲相比,小于25岁的母亲生育的后代患有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的概率要高;母孕年龄大于35岁与25-35岁相比未见统计学意义。儿童恶性实体肿瘤发病隐匿,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及检测方法,在备孕过程中父母应尽可能忌烟酒,同时选择最佳生育年龄,家族中有患癌亲属时需提高警惕,及时关注儿童身体异常,及早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