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常态”和“逆全球化”的经济新形势,正在为中国经济转轨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总体而言,中国国有企业在经历多轮改革后已经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总体运行质量和国际化程度均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面对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却越来越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弊端不断凸显。为此,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利用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现阶段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公司治理转型的关键环节。在公司治理领域内,管理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司具体的日常经营活动,是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实际执行者。管理层权力是指管理者影响公司治理机制达到期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的不断演化和发展,管理层权力配置逐渐成为提升管理者工作热情和强化组织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与有效途径。但是,管理层权力配置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一方面,管理层权力配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合理的管理层权力配置能够有效减少管理者的束缚,带来支持创新活动的正面效应,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存在自利行为的动机,过度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容易带来管理层进行权力寻租的负面效应,不利于组织的生存发展。尤其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国有股权集中度偏高、公司治理中行政干预程度偏高”等相对独特的公司治理特征,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机制设计更加复杂。因此,鉴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可能存在上述双面性或不确定性,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研究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对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背景,重点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制度合理性与行为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借助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及效应,共同探讨在中国公司治理情境下国有企业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层权力配置达到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既能够实现转型期内政府宏观调控对国有经济的有效引导和监督,又能够充分发挥出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地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为了深入分析上述问题,本文对研究问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行系统思考,并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现代管家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理论基础,将研究视角由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宏观层面聚焦到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问题研究的微观层面。按照“影响机制—管理层权力配置—配置效应”的逻辑主线,分析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和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察了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的调节效应,构建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问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已经或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提取相关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相关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研究。本文主要是从公司基本特征、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和公司混改特征等三个方面分析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规律性,并得出如下结论:（1）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配置越低;（2）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中的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负相关关系,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越低;（3）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权力配置更高;（4）国有企业的国有股占比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股占比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越低;（5）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权力配置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变化趋势;（6）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度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正相关关系,即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7）国有企业的股权混合度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中不同股权资本来源数越多,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8）国有企业的非国有股东治理与管理层权力配置呈正相关关系,即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人数越多,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第二,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研究。本文选取市场价值（Tobin’Q）、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CVP）和新产品营收占比（PNP）等三个代表性指标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衡量指标,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即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国有企业市场价值（Tobin’Q）越高,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表现越好;（2）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呈正相关关系,即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CVP）越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越好;（3）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市场竞争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管理层权力配置越高,国有企业新产品营收占比（PNP）越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越强。第三,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调节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公司绩效的关联逻辑,从异质性视角出发,考察了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中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增强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且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市场价值（Tobin’Q）、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CVP）和新产品营收占比（PNP）之间的相关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存在异质性时,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正面效应更显著;对董事长与总经理不同职能背景组合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具有行政职能背景与总经理具有技术职能背景的结构组合中,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大;对党组织治理调节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成员在董监高中的人数增加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正面效应更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具有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主要理论贡献和创新点在于:（1）本文提供了一个刻画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和效应的关联模型,并以此揭示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和内在机理;（2）不同于西方主流文献中强调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负面效应,本文关注和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配置在中国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正面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理论;（3）通过对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本文获得的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影响下,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更多落实到细节和实处,引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同时,应当在公司内部治理上进行合理的权力安排,加快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领域内的改革步伐。具体政策建议包括:（1）正确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决策逻辑,提升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2）完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与考评体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正面效应;（3）建立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选聘机制,合理优化国有企业领导团队结构组合。本文仍然存在以下的局限性:（1）研究维度的局限性。本文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进行研究时主要分析管理层权力横向配置问题,并未探讨企业集团与子公司管理层权力纵向配置问题;（2）研究数据的局限性。由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的各类代理指标获取不易,研究数据需要通过人为手工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工作,不排除信息缺失不全导致数据失真的可能;（3）研究变量的局限性。本文在影响机制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了反映内部治理因素的关键指标,并未考虑外部治理相关因素。在配置效应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了反映国有企业公司绩效的关键指标,并未考虑反映国有企业成长性的动态指标。在调节效应研究过程中主要考虑了董事长与总经理职能背景异质性的影响,并未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力差距、融洽关系等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本文可能仅仅探索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黑箱”中的冰山一角。在未来研究中将就此问题结合更多视角展开深入研究。一方面,尝试采用一手数据进行案例研究,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经典案例进一步挖掘研究结论的实践性。另一方面,结合本文研究不足之处,对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配置的研究主题进行拓展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并尝试继续扩大研究样本的覆盖范围,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