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此概念历来被当做经济理论的起点融入各自的范式研究,但对这一假设背后的“类心理学”传统的内核考究并未拓展开来。当前对“经济人”假设的滥用不仅是对早期和古典学者们所作探索工作的一种片面解读,也是对这一概念所引发的对经济主体所具备的行为前提和秉持的方法选择的一种视野局限。本文以人性、心理以及道德伦理等“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对“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史进行详细梳理,辩证分析了经济学与心理学、伦理学支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种分析视角和思维方式对构建行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重要意义。按照“提出—应用”、“应用—发展”和“发展—批判”的逻辑进路,本文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理论中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人”假设“提出—应用”的古典时期。该时期事实上包括了两个分支,即经济现象分析与心理因素考量高度融合的“定性”研究和用抽象法将人类内因简化的“定量”研究,通过比较边际革命之前学者们的思想,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主体的道德伦理与其经济追求是高度融合的,而在李嘉图的方法论影响下,“经济人”本质是“社会人”的一种蜕化。第二阶段,“经济人”假设“应用—发展”的新古典时期。经过边际革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及方法论的重塑,“经济人”被作为核心假设嵌入主观主义心理分析与一般均衡下的数理分析,“经济人”在新古典框架中的资源稀缺性假设约束下蜕变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纯经济人”。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严格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假设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学的“颠覆者”。第三阶段,“经济人”假设“发展—批判”的现代时期。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非理性引发对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导致非主流经济理论出现,其指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处在真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性行为等缺陷,并以“有限理性”等思想试图重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但目前在体系建构的完整性和方法论选择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在这种阶段性的演进中,亦伴随着诸如人性、心理、道德伦理等一系列不能加以准确分析的人类活动内因——“类心理因素”的缺失与复归,这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及方法论选择上的多元化。本文试图为经济学的“再心理化”提供一个思想史的支撑,使经济学重新回到“思考问题”的阶段,实现经济理论的“批判—再发展”,这其中便需要“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内的复归。此外,从经济学研究内容、假设及方法论层面展望了“行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