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在自己的书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说它史无前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它把我们的失误、弊端、弱点发展到极端，许多假丑恶的现象暴露出来。在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的极左思潮笼罩下，中国社会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毛泽东思想成为反革命集团拿来攫取政治利益的旗号，全民起来干革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教育文化事业备受摧残。那是一个狂热的、盲目的年代，四处都在夺权、批判，新闻界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地的新闻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据统计，1966年全国的报纸仅有49种，邮发份数仅2519.8万份。而就在1965年，我国的报纸还有343种。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都遭遇了沉重的灾难。那时候，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完全丧失，党失去了对于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全党办报的方针被破坏，新闻的真实性受到践踏。林彪、江青等反革命分子控制了新闻的舆论阵地，败坏马克思主义文风，新闻事实为政治服务，新闻语言假、大、空，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更出现了捏造新闻典型人物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出现了严重的畸变:昔日的典型再次被拿出来带上政治色彩的帽子去宣传，如大寨书记陈永贵;新生的典型多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编造，如反潮流英雄张铁生。根据需要树立典型，是反革命集团的惯用手法。这些典型充当着反革命集团手中的工具，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攻击党内的进步力量。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的畸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在极左思潮泛滥背景下的新闻事业的状况。极左思潮导致了新闻为政治服务，新闻宣传个人崇拜，新闻贯彻九大的错误路线，从而使得新闻千篇一律，遭受重大灾难。第二部分，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的典型人物进行分类介绍之后，通过对《人民日报》上典型人物报道的概述，得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是“畸形儿”的结论，这种畸形主要表现在典型人物脱离实际生活，夸大精神力量和报道严重失实三个方面，最后再通过典型个案的分析来佐证这样的结论。第三部分，分析典型人物报道畸变的表征和影响，典型人物报道的畸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不重视新闻工作的规律，忽略“舆论不一律”原则以及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畸变导致了典型人物的自我膨胀，误导了社会舆论，造成了新闻被政治“绑架”。第四部分，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畸变所带来的启示做一个总结。典型人物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变主要是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新闻工作中一定要谨防极左思潮对新闻的破坏，要改善新闻的管理机制为新闻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报道不再关乎事实，而是关乎政治。典型人物的宣传与报道也字字带有政治色彩，报道有千千万万可全都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一生，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新闻真正走进了无闻的深谷，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闻才逐渐走向了正途。　　文本选取《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作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为:首先，文化大革命时期党报一统天下，《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我国的第一大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党少有发行的报纸之一，《人民日报》作为“两报一刊”中的一员，大多数的典型人物的报道都会涉及到，在典型人物报道方面较为全面。其次，在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之下，《人民日报》关于典型人物报道的畸变体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对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报在进行典型人物宣传时的政治意图过于极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个人被忽略，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带有个人私利的想法，都被说成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没有人说不，新闻界也只有一种声音。那个年代，投身干“革命”的人，一跃成为社会名人，享受特殊待遇，如张铁生一流。知识分子不敢发声，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如舒婷等人。新闻报道以夸张、渲染甚至造假的方式宣传反革命集团的代言人，将整个社会舆论推向“夺权”“反潮流”的风口浪尖。这些人在报道里是为“革命”可以献出一切的完人，他们四处调研，演讲，分享自己所谓的“革命”经验，误导了一大批认知能力不够的青年人，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自己在虚假的光环下沉沦，关于他们的报道更是严重的破坏了新闻的原本面貌，这种畸变需要反思，更需要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