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喜剧大师,雅克·塔蒂身兼导演、演员与编剧数职。本文将结合塔蒂创作的八部影片,注目其对“邮差弗朗索瓦”和“于洛先生”这两位人物的精彩塑造,结合相关电影理论、建筑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分析塔蒂电影中的空间呈现,进而考察其对现代建筑、汽车时代和文化工业的批判,探索其在电影作者身份之外所作尝试。与其他同样优秀的喜剧导演不同,塔蒂在电影中蕴含多重维度的空间批评,借助人物与空间的复杂关系隐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雅克·塔蒂作为体验空间的坐标拥有多重身份,现代工业对私人领域的侵占,压抑空间中个体的消失及身体作为空间的生产者全面发挥抵抗潜能。第一部分首先指出作为空间坐标的雅克·塔蒂如何获得多重身份。在《我的舅舅》和《玩乐时间》这两部影片中,作为电影人的塔蒂通过对阿贝尔别墅和塔蒂城的建造,获得了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身份,感知时代暗面的塔蒂兼具阿甘本所定义的“同时代人”与马克·欧杰定义的“民族学家”双重身份。他用影像落实德·塞托对书写的定义,在对专有空间的构造中与现代建筑不断对话,关注转运和暂栖的“非地方”,将人物穿梭之地处理为博览会和游乐场这两类对应场所,并着意批判人们对现代建筑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方式和臣服姿态。第二部分考察的是塔蒂电影中不断被侵入的私人空间,注目于玻璃建筑、汽车和大众媒介对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边界的瓦解。玻璃使得城市空间极具迷惑性,人物无法定位自身并被玻璃幕墙诱捕,玻璃的可视性落实对人的监控,橱窗则使家庭生活变作景观;作为移动住宅的汽车扩展私人空间的定义;开启逃避和召唤模式的电视与广播则直接侵入家庭空间。第三部分揭示塔蒂电影中的个体如何在空间达成的压制中消失。指出塔蒂通过家居设备中的技术想象,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指示,消费提供的伪个性化选择,假期的持续操纵和流水线对个人的剥夺一齐使得人物丧失独立意志,但同时他借于洛对职业身份的拒绝展现了抵抗的可能。第四部分围绕身体作为空间的制造者而进行的抵抗展开。分析喜剧性的生成和笑声所蕴含的深意,指出塔蒂利用人物这一空间体验的核心唤醒公共空间的活力,以脚步游戏作出步行者和游荡者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