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应用伦理学的各个分支中，行政伦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领域，在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中，公共精神是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人们对“公共精神”普遍持比较接近的态度，而且这一概念早已融入到现代公共行政之中，成为公共行政的出发点与评价标准，在任何介绍公共行政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对公共精神的诉求，在现实中，培养拥有公共精神的行政人更是当务之急。但另一方面，公共精神又是一个含义相当含糊的术语，人们在使用时往往带着多重含义而没有分清。　　文章试图厘清公共精神这一概念的历史上发展出的不同含义，公共精神在古希腊社会更多是公民参与美德，而近代社会更多是表现为维护私人利益。文章试图分析现代社会如何在公共参与中在两种不同的公共精神中达到调和，发展出真正的公共精神，并在这一视角中分析公共行政伦理及公共精神在中国行政中的贯彻。　　“公共”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大多首先产生于西方，因此，要认清何为“公共”，就必须从古希腊社会直到近代以来西欧社会的工业化过程和启蒙运动入手，看看市民社会的出现和与此相应的现代国家的产生是如何使人们对于“公共”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迁。正是由于近代之后个人满足于私人领域的消极自由，而将真正的公共参与的职责交予那些所谓不带感情色彩的现代官僚机构，人们才变得仅仅满足于私人利益而忘记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于是人们对公共精神的理解也有了与古代非常不同的巨大改变，正是对公共精神不同理解的相互交结而造成了认识的混乱。　　一般说来理解“公共”有四个不同的框架:(1)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型，该模型将公私之间的区分理解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区分。(2)市民共和传统，即把“公共”视为社区与公民的公共领域，将国家与市场截然分开。(3)文化与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途径，他们倾向于将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社会交往领域，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结构与私人生活领域相区分。(4)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看法，认为公共与私人的区分就是家庭生活与整个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区别。如今当我们谈到“公共”一词时，往往是在如上多种不同层次上用到的，却并没有明确地加以区分。文章研究的是行政伦理学，其中关于公共精神相关问题的展开主要是在第二种含义下进行。　　公共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早期是古希腊的公民美德所提倡的参与精神，公民生活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他们的生存根基就在城邦这个公民社会之中，每个人尽力地参与政治活动，并在政治活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在此时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没有绝对的区分开来。　　后期演变到近代社会的立足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公共利益，公民的自我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都已经不再是古希腊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参与。此时，公民所进行的参与活动以及所产生的合作精神都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截然地区分开来。正是社会的历史变迁造就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断变化。　　公共精神在过去和现代的不同理解正表明了公共精神自身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无论哪一种单方面的理解都不全面，换句话说，作为政治美德和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公共精神之间存在张力。一方面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对个人权利的珍视、保护私人领域不受侵害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拒绝的现实。权利不可剥夺，这也成了不可置疑的真理;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满足于自我经济利益，将本来是公民本身责任的政治参与权利放弃掉，而专注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又产生不了真正的公共利益，经济社会则不会给人的卓越品德的培养提供机会，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并非不可调和，个人权利并不等于个人利益，更不等于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私人利益，完全可以在公共参与中实现自己的权益。公共精神是公民在现代社会中其于个人财产权利之上积极投入公共政治生活，超脱于孤立的存在而与共同体成员形成一整套的价值，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基于维护个人利益之上的公民参与态度和对公共事务应持有的立场，政治参与或关心公共事务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更是体现了作为个体的公民之美德与精神性的完整存在。　　现代民主国家不能基于希腊城邦式的全民参与进行民主管理，即由全体公民参与的大会来决定与国家相关的大小一切事务。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样的方式只能在一个人数较少而且互相认识的城邦内才有可能，毕竟现代国家不会只有几万人的规模（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如梵帝冈）;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使得只有凭借专业知识才可应付公共事务，这就必须产生一批专职处理国家事务的民选代表。行政活动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公共性，对公共性的维护不仅要通过法律来确认，还要借助道德等手段来强化，社会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人员，同时也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　　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的行政建设，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行政体系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其中，具有公共精神的行政体系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中国公私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缓慢过程，一直到近代社会才有了重大发展，并且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开始产生，现如今我们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给予了广大公民财产全合法的保障，公民在以合法的手段追求个人幸福之时也就是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需要政府协调市场，在社会转轨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建设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努力培养公民意识，使公民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在公民交往中，形成普遍的公共利益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