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直播行业快速兴起,内容违规事件亦频繁发生。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量,国家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媒体属性,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初步形成“国家部署、地方政府配合、平台落实、媒体和用户监督”权威型规制治理模式。该模式一方面继承了权威型体制管理传统媒体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为了回应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挑战,缓和“科层式一元管理”和“传播社会化/去中心化”之间的矛盾,国家在整合已有科层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市场和社会的规制资源,从“一元规制”走向“规制治理”。论文运用虚拟民族志观察、深度访谈和政策过程分析等方法,借鉴“规制治理”理论,建构“政府规制、平台规制、行业规制、用户规制”的理想类型,对我国当下互联网直播的规制治理现状进行阐释,以多元目标的实现为参照,找出其间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在权威型规制治理模式中,政府、平台、主播和用户彼此冲突又相互依赖:政府依赖平台的信息/技术资源落实监管政策,平台借助政府的法律法规资源强化对主播及用户的管理,用户凭借社群动员和群众举报的网络化规制对主播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多元合作的模式呈现出“强监管”高压态势,产生了弹压效果,但长期来看效果不佳,不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多元目标。为了健全和完善互联网直播的治理体系,国家在整合政府组织和法规资源的同时,应依法给予平台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并将保护网络个人用户的基本权益提上政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