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以一种理论话语的形态存在的,因此从话语的角度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的历史演变是我们整体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特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视角。话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言说过程,话语有其自身的历史语境、思维方式和实践功能。话语通过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影响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指导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人类历史。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会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话语模式是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话语言说的基本范畴、价值规则和思想框架,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围绕话语进行的理论研究,形成了“话语论”的研究范式。“话语论”的研究范式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关注话语的讲述过程及其反映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语境与言说的相互作用以及话语的实践功能如何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的现实与未来。本文通过研究“五四”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流话语模式的建构、特点和历史影响,深入分析批评话语演变的深层原因,力求实现三个研究目标：一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模式的演变作历史梳理,厘清每一种话语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发展的总体面貌,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二是在话语模式研究中追问话语生成机制,即权力与知识、权力与主体、权力与政治的相互作用,通过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种方式如何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三是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特征,为当下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提供经验总结和理论借鉴。本文拟通过文学批评话语的历史考察,结合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对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和人民话语三种话语模式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启蒙话语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模式赋予文学批评以社会启蒙的意义,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启蒙实践活动,表明文学理论批评家对社会现实持一种激进改革的立场和长期斗争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启蒙符号系统和知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启蒙话语模式的形成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和1928年7月《太阳月刊》推出停刊号为时间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模式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反思的视角,并提出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标准,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启蒙话语是一种无产阶级启蒙话语,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历史继承与发展。启蒙话语有三个突出特征：首先,在“为人生”的大(?)之下,重视读者的反应和文学的社会启蒙功能,推动现代文学文体的改革,深度开掘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其次,“真实论”被视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原则,成就了“为人生”的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再者,文学主体意识的高扬,使文学改造社会的意识得以加强。一个居于时代主流地位的文学批评话语往往从整体上引导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格,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文体变革的彻底完成,确立了文学创作和批评国民性改造的启蒙方向、大众化的创作取向；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地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现实主义和真实性原则互为表里,成为主流的创作方法；再者,文学主体意识的高扬,弘扬了文学的启蒙精神和批判意识。第二章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革命话语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模式赋予了文学批评活动以宣传革命的意义,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社会革命活动,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革命立场和发动群众抗争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符号系统和知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革命话语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从1928年7月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革命话语经历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战争文学(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三个发展阶段。革命话语模式的特点体现为：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方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革命话语模式的积极影响在于：革命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助推了文学与社会革命的结合,促进了革命和文学事业的双赢；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加快了建设人民文学的步伐；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契合中国读者传统的文学审美心理,扩大了文学的版图和影响力。其消极影响在于：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不适当地把文学看成政治的附庸,取消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独立地位和性质；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方向的绝对化导致了对于文学风格整齐划一的要求,忽视了文学应该有适应不同读者群的百花争艳的艺术风格。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应该在竞争中相互借鉴,优势互补,构成一个包容性强,可自我调适的和谐文学生态系统。第三章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人民话语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话语模式赋予了文学批评宣传人民民主的意义,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致力于凝聚人心和体现政权合法性的活动,表明了对社会现实持一种认同的立场和以文化人的主体建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符号系统和知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人民话语模式形成及发展时间是从1949年建国以来到现在。人民话语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权力话语,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体现了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文化批判的自觉意识。其次,突出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再者,人民话语作为一种社会个人话语,其内部的社会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关系,在斗争中逐渐趋于和谐。人民话语模式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历史已经有六十余年,造成的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学的人民性观念深入人心,现实主义取得了文坛的主流地位；第二,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引起了广泛的思考,特别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逐步趋于理性；第三,文学观念走向多元和开放,文学话语的公共空间正逐步建立。第四章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的嬗变,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现实针对性,人民主体性和政治功利性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传统,又由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所决定,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为文学创作的源头存在于作者的生活实践之中,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第二,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以及整体的社会效应必须由广大读者的阅读实践来决定。第三,文学批评以读者为中心,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人民主体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文学批评服务于人民主体的建构。第二,对人民主体性的认识制约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第三,人民主体性的落实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域。政治功利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又一重要特点。政治功利性是由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大变革的时代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格所决定。政治的功利性体现为：第一,政治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无意识,文学批评无法回避政治。第二,文学批评深刻介入现实生活,具有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第三,政治话语对文学批评的话语影响最为深刻,文学批评需要和政治结盟。文章最后得出结论：理论话语的民族形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由民族的话语实践所建构,同时理论话语也具有实践的建构性。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主题,围绕这一特定的历史主题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的权力斗争,往往会形成一种主流的批评话语模式,推动文学思潮乃至整个社会思潮演变,深刻影响时代的社会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中国特色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决定,同时理论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批评话语模式嬗变的表象后面潜隐的是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与转变,各种话语的权力角逐与重组。话语模式研究可以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视界,在这种独特的理论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的演变呈现出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理论新景观。首先,话语模式研究可以描绘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模式的特殊演变轨迹。其次,运用话语模式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民文学的“人民性”与“个人性”的辩证关系。再者,运用话语模式研究可以解决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悖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建设,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秉持马克思文学批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致力于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促进人的自由解放,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