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逸”作为一种绘画艺术风格是由五代时期徐熙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学说是由郭熙提出并由宋元画家付诸实现的。在北宋中期“黄家富贵”体系逐渐衰退的同时“徐熙野逸”之趣悄然登场,出现了讲求自然与人、自然与生活体验的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从写生到“抒胸臆”,从“名贵富丽”到“自然田趣”,从迎合大众到关注绘画艺术本身,这些都无不表现了“登临览物之有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境界。在北宋这一时期的“野逸”花鸟画方面,由中期的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等人的野趣探索和表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彰显了花鸟画的“野逸”风采,为后来的花鸟画画法和画风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从个人经历、心理性情、题材选取和表现等方面都做出了趋于乡野生趣、清新淡雅的“野逸”之风而有别于黄家风采的异样花鸟画表现新样式。同时,这一题材和技法的突破以及“野逸”趣味中贯穿的闲放豁达的性情表露,以及趣味隐含下的精神需求和情感寄托为后来的文人净化心灵、超越自我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成为了士大夫们追捧的范式,为后来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兴起发展起到了积淀性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野逸”的精神实质指向了对心性的关照,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在花鸟画中这一指向的开始使得作为自然界中的花鸟承载了人类抒怀和言志的载体,花鸟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