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他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公羊》学的先师,但是对于他《春秋》学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少。本文旨在从《公羊》学内部的理路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引言部分介绍董仲舒的生平,以及面临的时代的问题,即“汉承秦制”与“复古更化”的矛盾。同时说明本文的研究方式,是通过《公羊传》,特别是何休对于《公羊传》的解读,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第一章,探讨董仲舒《春秋》学的方法论问题。《春秋》的微言大义是通过“辞”来显现的,董仲舒对于《春秋》之“辞”本身的论述,可以视为《春秋》学的方法论问题。董仲舒把“辞”分为“常辞”与“变辞”两大类。“常辞”所要体现的是应然的价值体系,而“变辞”则是因为事情、以及情感发生了变化,文辞也必须作相应的变化,以彰显事件背后的义理。“变辞”有很多种,我们结合《公羊传》,对这些变辞作逐一的分析。第二章,讨论董仲舒《春秋》学的哲学基础,即天的概念。董仲舒的天的概念有规范义、流行义、神灵义三种。而其《春秋》学最大的特色就是引入了天的概念。天的规范义是《春秋》学中的政治、伦理价值的根源,也是限制君权的根据。天的流行义又派生出“灾异理论”,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进一步限制君权。第三章,讨论董仲舒《春秋》学的大义。《春秋》大义在于诛讨乱臣贼子,君臣父子各有各的大义,若明了大义,就可以避免乱世的出现。君王的大义在于“大居正”与“让国”。臣子之大义在于明经权。第四章,讨论董仲舒《春秋》学的微言,即改制的问题。《春秋》中有改制的思想,而董仲舒则阐发的更加系统。具体来说,改制有三个层面：一是“应天受命”层面的改制,完全是新民耳目,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一是“文质救弊”层面的实质的改制。三是改制而不变道。董仲舒的改制思想秉承着《春秋》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同时又有时代的考虑,即否定秦朝的合法性。第五章,讨论《春秋》学史中董、何之异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何解董”,然而董、何之间还有细微的差别,需要辨清。我们认为,董、何最大的差别是解经方式的不同,董仲舒“以义解经”,而何休则是“以例解经”,两种不同的方式可能会带来义理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