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解放时期的上海郊区经济较为凋敝,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新政权要在沪郊实施新政策,必须有效地动员沪郊民众,以聚集社会改革的支持力量。本文以建国初期(1949年—1952年)沪郊农村社会重构的历史背景为考察视角,通过研究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沪郊动员的历史背景、具体实践和效果,总结利弊得失,为实现当代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局面提供一定借鉴。解放前夕,沪郊农村社会处在保甲制统治下,人们生活较为困苦,彼此缺乏有力的联系纽带,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性质认识模糊不清。新政权在沪郊农村面临三大任务:完成政治重组和经济恢复发展的建设目标,塑造民众与新政权一致的思想认识,改造党组织以适应沪郊新形势的变化。这些任务的解决需要动员客体和主体的紧密配合,最终达到动员主体所设定的社会改革目标。本文从动员主体和客体的分析角度切入,考察沪郊农村民众动员中各级党政机构的领导作用,多种动员方法的有效运用,动员语境下乡村干部、农民、地主等不同民众的应对与转变等相关逻辑因素。依托新政权的力量,沪郊各级党政机构和干部队伍为主的动员主体织成的动员网络,将沪郊农村社会的各项改革和政策调整纳入到这张网络的管辖视野。动员客体随着动员过程的持续深入,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自身言行以符合动员主体的要求,以求保存和扩大自身利益。动员主体和客体互动与博弈的过程,生动展示了沪郊农村动员的历史画面。说明:建国初期沪郊动员实践中,动员主体设计了动员的方向和价值目标,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赢得动员的成功。客体在回应主体的动员中逐步形成了对新社会的崭新认识,树立了自身行动的标准。新政权通过动员手段的有效运用,最终使沪郊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深刻变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发生巨大转变。1949—1952年期间,沪郊农村逐步形成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动员模式深刻影响了沪郊的社会面貌,也一定程度预示了沪郊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向。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沪郊的民众动员收到显著效果: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建立了沪郊基层新政权;促进沪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山于沪郊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使得新政权在沪郊的动员呈现三大特征:沪郊各级党政机构为代表的动员主体预设了动员的发展方向;沪郊动员主体运用了自上而下的动员路径;动员策略上,动员主体借用阶级身份的划分来给予不同成员以不同利益。反思沪郊动员“泛政治化、泛阶级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得出启示: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要加强法制化建设以规范动员体系的运作,要逐步民众培养普遍的“公民意识”,加强民众行为的自觉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