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卡多佐的法律哲学作为笔者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就理论上的考虑而言，这一研究是笔者关注“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个案性研究。在笔者看来，卡多佐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就是通过他在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体现出来的，利益衡量是贯穿其法哲学的核心要素，由此引出笔者对卡多佐利益衡量进行探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就现实情况的考虑而言，中国社会迅速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需要恰当地进行利益衡量，然而，如何进行衡量才不至于沦为法官的专断则是我们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探究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有可能会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一种参考资源。基于此，笔者对卡多佐法律哲学的研究就主要围绕他的利益衡量观予以展开。具体而言，本文由“绪论”、“卡多佐利益衡量观的指向”、“利益衡量的方法”、“利益衡量的标准”、“卡多佐利益衡量观的哲学基础”、“卡多佐利益衡量观的社会基础”以及代结语这七部分组成。　　 第1章绪论主要交代了本文论题的确定及其意义、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全文的论述进路和结构安排。本文认为，无论对于从理论上考察“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一般性的问题，还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更好地理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问题，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进而是卡多佐的整个法律哲学都能提供一种很好的参考资源。　　 第2章首先讨论卡多佐利益衡量的指向问题，即首先要探究的是卡多佐为什么主张在司法过程中要进行利益衡量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源于他对司法过程中法律形式主义做法的不满。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概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一般性表现形式及一些论者对其的批评；接着笔者重点分析了卡多佐对司法过程中法律形式主义做法的批评，在笔者看来，卡多佐主要批评法律形式主义的以下两个方面的做法：一方面是法律形式主义过度使用逻辑方法而无视其它方法，另一方面是法律形式主义过于强调概念本身而无视概念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然后笔者对具体体现了卡多佐批评法律形式主义的Hynes案和Wood案的法律意见书进行了解读。本文认为，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是卡多佐提出其利益衡量的起点。　　 第3章主要探讨卡多佐所提出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时的方法问题。卡多佐认为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并不是一种法官专断，为此他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参照的方法。本文基于论述的方便，仍采取卡多佐所做出的有意识的方法和下意识的方法之间的区分方式。就前者而言，卡多佐主要指的是区分和标示它们相对来说更加容易的方法，包括哲学／逻辑的方法、历史／进化的方法、习惯／传统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在这四种方法中，卡多佐尤其强调了社会学的方法；就后者而言，虽然卡多佐为了论述的方便也将之称为方法，实际上这是些包括直觉、传统信仰、喜好及偏见等因素在内的法官的个人性因素，卡多佐并不避谈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是卡多佐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而得出的结论，他指出，法官是人因此也受到这些个人性因素的影响，然而他尤其强调这些个人性因素只是司法过程中所可能起到作用的因素，却绝非整个司法过程。因此，他一方面批评了将法官的任务界定为“发现客观真理、不受任何法官个体性因素影响”的主张，另一方面他也对过分夸大这些个人性因素的做法，例如认为司法过程就是靠直觉做出判决的过程这样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而这些方法都具体体现在其司法意见书中，在此笔者选择对卡多佐在Palsgraf案、DeCicco案和Allegheny案中所运用的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　　 第4章侧重讨论的是如何在上一章中确立起的诸多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即法官进行利益衡量时的选择标准问题，而这又与卡多佐对法律本身以及法律的目的的认识紧密相关。在笔者看来，法律是什么和法律的目的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卡多佐提出在进行利益衡量时所参照的法律之内的标准和法律之外的标准问题。就前者而言，卡多佐反对过于狭隘地界定法律，在他看来，判决、一般学说与传统以及有可能体现于判决或制定法中的某种原则、规则和标准都可被称为法律，原因就在于它们都能提供一种预测。然而，他指出，规则、原则和概念并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只是些相对的、暂时的假说，它们服从于那些将来无法预见的事实的影响。当它们无法提供预测时，就需要法官创设新的规则，这一过程也是法律得以成长的过程，而上一章中所提到的哲学、历史、习惯和社会学等方法都是促成法律成长的方法。在卡多佐看来，法官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如何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取决于法官对后者，即法律的目的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卡多佐对法律目的的认识受到了耶林和庞德思想的影响，他指出法律的发展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然而法律的具体目的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法官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来判断所要实现的法律的具体目的是什么，一般来说，卡多佐认为法官在确定法律的具体目的时所诉诸的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的标准。然后，笔者通过解析Sun Printing案和Kent案来进一步理解卡多佐所主张的不同案件中不同法律目的的体现以及如何根据法律的不同目的选择所适用的方法问题。　　 第5章将主要讨论卡多佐利益衡量背后的哲学基础问题。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背后有一种哲学观念来支持，使得这种利益衡量观不至于在思想上与当时的社会观念相脱节，在笔者看来，这种哲学观念就是实用主义哲学，这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观。卡多佐认为在法律背后潜藏着诸多悖论，笔者根据需要仅分析法律的稳定与变动这一组悖论来揭示卡多佐处理这些悖论的总体思想倾向，即卡多佐试图寻求某种协调原则来实现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妥协，并以MacPherson案来例证卡多佐在以遵循先例为一端的稳定与回应社会生活为一端的变动之间加以协调的努力；第二，司法过程中真理的相对性，这体现为他认为法律规则、原则和概念只是一种假说，对此的一般性表述，笔者在上一章法律是什么这一部分已有阐述，这里主要对遵循先例原则进行分析，并以Klein案为例证予以说明；第三，法律的工具性功能观，卡多佐提出以效果作为检验法律是否发挥作用的标准，这种由结果来检验规则的法律功能观在In re Rouss案中有明显的体现。　　 第6章集中讨论卡多佐利益衡量背后的社会基础问题。在笔者看来，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最终都要落脚到社会上来，因为法官虽然面对的是具体的个案，但法官阅读的则是社会这部大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法官发现了道德、自由等因素，而且这里的道德、自由不是由法官本人所任意理解的道德、自由，而是通过法官对“社会观念”的诠释所揭示出的道德与自由，在这过程中，法官发挥着其创造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卡多佐对社会道德的考量主要体现在其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而卡多佐的这种讨论又是在其讨论正义问题时展开的。卡多佐所寻求的正义是一种作为法律规范的正义，这在他那里指的是法学思想认为的在法律惩戒的威慑下得到明智而有效实行的那些道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把正义理解成为了可法律化的道德或已法律化的道德，由此卡多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律与道德统一了起来，并指出法律所要求人们遵循的是社会观念所认为的智慧、善良的人们的道德原则和习惯。笔者在这里引用Meinhard案来例证他的上述主张。卡多佐的法律自由观同样是一种社会自由观，他对自由的基本认识是自由的含义不是绝对的，需要对其加以限制。这里他着重分析了思想、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两个方面的保护和限制问题，并且就如何划定自由的范围问题，卡多佐提出了“命令性自由”的主张，笔者通过Palko案来对这一“命令性自由”进行解读。由于在卡多佐那里，道德和自由都需要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社会中进行考量，由“社会观念”予以确定，接下来本章重点解读卡多佐所提出的“社会观念”，在他那里，这一社会观念指的是强有力的、占优势地位的观念，通过这一社会观念所确认的智慧、善良的人们的道德原则，法官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做出了选择。同时，在诠释社会观念的过程中，法官也有限地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　　 结语部分，本文在对上述分析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进行了简约的评价，并进一步追问，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如何保障这种衡量既能使法官在个案中能够进行自由裁量，同时又不至于使这种衡量沦为法官的专断而能为社会所辨识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