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对俄罗斯与中国的舆论调查，二十多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对华负面舆论所占比例一直超过正面舆论比例，同时期美国对俄罗斯的负面舆论走势起伏波度较大，但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美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揭示了类似的舆论走势情况，美国民众较普遍地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可信。为什么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民意走势呈现信任缺失状态?本文通过政治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来尝试回答此研究问题。媒体、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地联系，三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媒体对公众舆论存在说服性，尤其是在对外政策领域，而公众舆论对政策制定者又存在着约束性，因而对非常在乎广大选民态度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则不得不关注媒体的报道分析，从此角度出发，媒体通过影响公众间接对政策制定者也产生了约束性。媒体与民意扮演着束缚力与监督者的角色，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进程，尤其在对外政策领域限制了领导人的可选选项，国家对外行为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影响美国大众对中俄民意信任缺失的因素很多，如个人教育背景、所属社会阶层、收入高低、族裔分类、社会分工以及所属党派等，而作为社会主要力量之一的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催化剂功效，媒体舆论定性了美国大众对华认知。尽管透过媒体的舆论述评并不能就此问题给出百分之百的正确答案，但是作为美国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媒体舆论的相关分析可为回答此问题提供有用的线索路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以及《今日美国》上的媒体舆论更是可以作为寻找造成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民意信任缺失状态原因所在的“探路石”，通过对美国主要报业媒体相关文章的搜集、分类、梳理与解读，或许能够找到其中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搜集了1992至2014年长达23年《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以及《今日美国》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相关社论专栏述评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作为样本来源数据库，在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设定本文的限定条件，如时间是1992/1/1～2014/12/31，关键词为Russia and China，样本文档类型为社论与专栏，出版物名称为The New York Times、The Los Angeles Times、The USA TODAY，根据本文限定条件并剔除非相关文档后，《纽约时报》获取样本541篇，《洛杉矶时报》获取样本183篇，《今日美国》获取样本73篇，总样本797篇。作为大众能够“接触”到中国与俄罗斯信息的“传递窗口”，三份报纸对牵涉到中俄议题的国内事务、双边事务、地区性事务、美国政策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元素考量以及美中俄三边政策互动等五方面的考察分析，形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独特的中俄认知与定位。在国内事务上，中国与俄罗斯被塑造成“对内镇压民主对外恃强凌弱”的形象，如被定性为“人权践踏者”、“打压持异见者”、“抑制民主运动”、“限制宗教信仰”、在西藏与车臣事务上实施“镇压”政策，在国外事务上与“暴政、独裁、反人权”国家古巴、伊朗、朝鲜、缅甸、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等交好。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事务上，美国主流媒体上的社论与专栏分析仍然传递出冷战思维模式的“再续”信号，主要表现为担忧中俄合作关系的加深，视中俄关系的“拉近”为美国的“不祥之兆”，中俄的紧密合作关系将会在双边以及国际事务上反对美国，亦或使美国处于不利境地的国际环境，美国要竭力避免“中俄联合对美”的情况出现。在地区事务上，对中国与俄罗斯国际形象的“妖魔化”定位，如将朝鲜、伊朗、叙利亚、苏丹、津巴布韦等第三方国家描述成“魔鬼的化身”，出于“追逐私利”的“自私利益”考量，中俄利用手中的否决权对其“袒护纵容包庇”，从而使美国“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政策倡议受挫打折扣，很自然地把中国与俄罗斯与“恶毒、恐怖”挂上了钩。透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主流媒体舆论视角看待美国对有关中俄的舆论述评，不仅可以从美国自身的利益视角梳理出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之间的利益相关分布，还可借助于美国的主流媒体舆论平台从中国与俄罗斯的视角看二者给美国政策造成的所谓“干扰性”以及美国政策所传递出的美国对中俄两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上的“合作需求性”。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干扰因素”给美国政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核试验、核武器的削减、核武器的生产与核扩散以及禁止地雷与化学武器与导弹防御体系等议题上，而美国对中俄的合作需求性主要体现在地区事务议题上，如东北亚地区的朝鲜事务议题以及中东地区伊朗、叙利亚等议题上。理清中国与俄罗斯作为背景考量因素给美国造成的“干扰性”以及美国对中俄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需求性”，有利于中国从诸如此类地“干扰性”与“需求性”上寻找出潜在的可能政策回旋空间，优化对美外交决策，为建设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