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是贯穿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而在当代陕西的三位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那里，这更是成为了他们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对象，比如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最后一次收获》、贾平凹的《高兴》等等。归根到底，这源于这三位作家独特的“农裔城籍”身份特征，以及陕西当代文学自柳青的《创业史》起所形成的对农村现实与农民命运的持续性关注。
　　“乡下人进城”小说有两大基本母题，一是乡下人为何要进城，二是乡下人进城后怎么样。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从50年代《创业史》中进城的徐改霞到80年代以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笔下进城的乡下人，一方面反映出了“个人”逐渐从“集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获得了一次巨大觉醒；另一方面，这些进城者身上所具有的知识文化信息，又说明了我国农村教育不管是在教育内容还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所固有的城市价值取向。对于第二个问题，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关于乡下人城市经历的描写也即是作家对城市的书写，而这种书写往往与城市生活的实际面貌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实质上是作家对城市投以“想象”的结果。路遥笔下的城市是一个“英雄能有用武之地”的浪漫化场所，故是对城市的精神想象；陈忠实将城市更多地刻画成一个道德败坏之地，故是对城市的道德想象；贾平凹自《废都》起就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生活的颓废、糜烂，故是对城市的“废都”想象。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笔下那些进城的乡下人，他们往往都处于一种既进不去城，又回不了乡，始终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尴尬处境。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作家的一种城乡困惑。对于路遥来说，他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最后所设计的充满矛盾的结尾，体现出的是作家自身精神世界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深刻矛盾。对于陈忠实来说，他一直疑惑的是如何才能重新确立起“道德”在农村中的“定海神针”的作用，从而让乡下人留在农村。对于贾平凹来说，自身思想观念中并存着的现代性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使他的写作带上了“观念”式痕迹，从而遮蔽了乡下人进城的真实动因，催生出了乡下人进城后普遍迷茫的心理。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为后继作家留下了宝贵的启迪与灵感，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即是如何建立起一种理性式写作、如何弥合现实与历史的断裂以及如何去面对变化中的农村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