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问题是中国基金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避免有害成长,保证实现平衡成长,争取向最优成长路径收敛或逼近,我国基金业必须实施成长管理。根据对全国银行客户、证券客户和上海地区客户有关基金需求调查的分析,我国基金消费者普遍收入水平偏低,对基金产品的价格高度敏感,同时对基金投资的绝对回报期望过高,风险-收益预期严重扭曲。但在供给方面,基金管理公司全能化倾向严重,营销费用居高难下,企业一直在高成本区运行。由于基金投资者对产品差异不敏感,核心资源、核心能力和激励机制欠缺,导致基金业在初始成长阶段产品实质性差异不足。于是,高成本运营遭遇低价格需求,在产品基本无差异的条件下,使基金产业的弱小进入者陷于亏损境地,使先进入者难以可持续成长。为了形成行业内的竞争格局,以及迫于金融部门对内对外开放的压力,基金业进入壁垒降低已成趋势,这使其所面对的来自替代品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业集中度急剧下降,并在下降中明显形成了强势和弱势两个集团。如果对行业成长疏于管理或管理不当,则我国基金业有陷入“E型市场结构”陷阱的可能。因此,为使我国基金业顺利走出初始成长阶段,并能够沿着战略成长路径成长,企业(基金管理人)、市场(基金投资者和基础证券市场)与政府(产业政策)必须做出一致努力,以实现管理公司利益与基金投资者利益相配称、企业价值成长与产业战略成长相配称、产品战略与知识战略相配称、内部资源保护与外部资源分享相配称的客观要求。为此,基金管理业应在中短期内将基金产品线的风险重心下移,以本土化、精细化产品创新为依托,过滤有害需求。政府在基金业初始成长阶段发挥“引路人”的作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为各国经验所佐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技术参数和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基金业才能够获取以高于基金先行国的成长速度成长的机会。本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我国基金业的成长实际,对波特竞争结构模型在基金业的具体应用中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并得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通过对A-U创新模型的改进与分析,提出了中国基金业创新与成长的三阶段论;通过战略成长概念的提出和对埃尔坎成长模型的应用,结合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分析,构建了我国基金业的成长曲线和产业成长阶段曲线。